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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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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江汀访谈
时间:2015-10-14 点击:

 

江汀,安徽望江人,1986年生。毕业于青岛理工大学,现居北京,从事出版编辑、策划。著有诗选《明亮的字码盘》。

 

陈家坪,本名陈勇,1970年4月出生于重庆。16岁开始写诗。初中毕业后务农,曾随父亲学木匠两年,任《乌江》杂志社打字员和诗歌编辑,开办图书发行公司和书店,就读于鲁迅文学院,在北京大学旁听,编辑《新疆经济报》读书版和理论版,做北大在线新青年网站学术频道中国学术城编辑、主编,创办犀锐新文化网,创办中国学术论坛网。参与编辑民刊《知识分子》,采访整理《沉沦的圣殿》。自印诗集《诗习作》、《主人与墓地》,出版诗集《吊水浒》。拍摄纪录片《外来人口》、《快乐的哆嗦》。参与推动取消高考户籍限制。现居北京,任职在3画廊内容总编。

他开始观察来自邻人的光

——陈家坪访谈青年诗人江汀

陈家坪:你是“北京青年诗人诗会”的发起人之一,对你来讲一个理想的诗会是什么样的?诗朗诵的本真状态是什么?他需要诗人做哪些方面的准备工作?

江汀:关于一个理想的诗会,我想起曾点所说的:“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朗诵在我的诗歌生活中的次序比较靠后。最初,我的创作往往发端于空间中的幽僻之处,在语音上它是喑哑的。但现在,我理解“朗诵”为一种及物行为,它意味着一位或多位听众的在场。从诗人的玄思变成文字是一种变化,从文字变成声音是另一次变化,或许此即奥维德所言的变形。我曾与友人谈及语音与文字的不同,语音转瞬即逝,堕入黑暗之中,而传抄之文字的下坠会稍慢一些;但它们的终点是一致的。布伯《我与你》中文译本的开篇说:“诵出原初词也就诵出了在。”但我想强调朗诵的及物意味,此行为构成齐美尔所谓的“桥”。不久前,我从光昕兄处获知此概念。

诗人需要做什么?我想起里尔克在一首诗里说的,用双手把握住这种坠落。诗人为聚会所做的准备是形而上的;或者说他无需做什么准备,除非那种“把握”需要你为双手带上手套。诗人们往往并不警惕孤僻的生活状态,事实上,他们应该是最明白“互相伸出手”之意义的群体。

里尔克的诗如下:

落叶了,仿佛从那遥远的空中,

好似天国里的花园都已凋萎,

枯叶摆着手,不情愿地往下落。

在一个个夜里,沉重的地球

也离开了星群,落进了寂寞。

我们大家都在坠落。这只手

也在坠落。瞧:所有人全在坠落。

可是有一位,他用自己的双手

无限温柔地将这一切的坠落把握。

(《秋》,杨武能译)

陈家坪:“互相伸出手”,太棒了,这简直就是诗人的天性所在。亦正如诗人兰波所言:“诗人皆兄弟”,一种生命之间的亲近感。上世纪八十年代,诗人的聚会充满了革命精神和狂欢般的传奇,进入九十年代至新世纪十多年来,我们感觉到的更多是诗人的普遍沉寂。这有社会生活的原因,也有诗人自我认识和自我定位的原因。你是一位年轻的诗人,也许你的感受完全不一样?

江汀:我对革命精神和狂欢传奇没有憧憬,同时,对于诗人生活史的观照仍没有在我的脑海成型。

我的经验完全是自生自发的,它由我自足的童年和彷徨的青年时代,以及大量阅读的西方文学著作构成。我刚开始写作时,身边无一个可以交谈类似经验的朋友,我甚至隐隐以此为羞。只有海滨城市的梧桐树和雾气与我做过友伴。

我一早读到阿赫玛托娃“我们,不过是世界边缘的灵魂两颗。”由此我一直自居边缘人的身份体验生活。

后来我的生活进入了一个困境。我没有朋友,我的作品是晦暗的自珍的无用之物。然而,那时我有一位好朋友,她有一句诗谈到安徒生的命运,“滚石不生苔,一切要生、要改变”。

在阅读上,使我有意识地走进人群的几位推动者是:歌德、沈从文、加缪、阿伦特。还有孔子,他说,“山梁雌雉,时哉时哉。”

我自己有一句诗谈到这种转向:“他开始观察来自邻人的光。”

我现在还无力言说时代的思想流变。我觉得,只有先期获得公共生活经验的人,才可能有“沉寂”。同时,狂欢也不一定就能构成公共性的精神生活。我更喜欢穆旦式的烛照(他晚年的一首诗写到蜡烛:“可敬的小小坟场”)而非兰波式的兄弟。

陈家坪:这次诗会你会朗诵自己的什么作品,这个作品你是处在什么阶段和状态下创作的,你想通过这样一个带有公共性的朗诵空间传递给听众什么意义?

江汀:这次诗会我选择了两首诗,《我们都在等待星辰的坠落》和《他已经认识了冬季》。

第一首写于2011年冬天的上海,多雨。前一年10月份,刘先生获得诺奖。那年年初,上海发生了茉莉花运动,连续几个周末,我一直去人民广场对面的来福士商场。那儿,按照默契的约定,民众站成一长排,无声聚集在商场的屋檐之下,外面下着淅沥的冬雨,——他们手中还拿着五颜六色的收拢的雨伞。没有人喧哗,一种震耳发聩的沉默在传递。所有的人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公安局和国保局都在附近,大批的警察和便衣就站在一旁,戒备森严。

这个事件后来渐渐无疾而终,但给我留下很深刻的经验。人们回归到从前的秩序,官方整日说着“维稳、维稳、维稳”,像鹦鹉或者复读机。

年底的时候,一个下雨的上午我坐在公车上,看见电视台在直播某次人代会的现场,它们即将换届。当时的国家元首坐在台上,显得非常疲劳,他的皱纹让我一下子想起加歇医生。我像我的父亲和祖父一样,经常看官方的电视新闻,我觉得那位领导人当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苍老。我对他没有恶意,但我觉得,他的“席位从空中坠落”。“他们就要承认,在这个地方混乱比秩序更加可贵。”

这首诗里有基督教的元素,对此我要承认,那对我来说并非最契合、也非最真实的经验,某种对于基督教文化的激情控制了我,让我说出那些话语。到今天我重新看这首诗,我明白自己最想迫切表达的是那种沉默的气氛——“送葬仪式”的经验。

第二首写于2014年7月。但它的开头肇始于2012年的10月底,我离开上海赴北京,开始一份新的工作。这首诗是我对个人经验的一次总结,如上一个问题的回答中所说,我当时在设法从个人生活的困境中走出。我花了近两年的时间去重新认识世界、认识生活,用谦卑的态度去观看和聆听。但那时我只写出了第一段;我的写作状态一直是如此,往往要花上一两年的时间来完成一首14行的诗歌。2014年7月份,我从福州回到北京,旅途让我做出了反省。在此之前,也与我的好朋友做过大量的关于这个问题的交谈;于是我完成了这首诗。

这两首诗都关乎我对“公共性”生活的理解,第一首是外倾的,第二首是内倾的。但它们的意义也许转瞬即逝。前些日子我读过茨威格为伊拉斯谟写的一本薄薄的传记,后者被称为“homo universale (一个普通的人),无党无派,博古通今,观察未来不带任何偏见”。我赞赏这样的伊拉斯谟。

陈家坪:我们知道,诗人在创作一首诗歌时,其内心是有声调变化的。通过诗歌朗诵,这个声调会被放大,但它在多大程度上会被忠实地反应出来呢?基于不同的写作和阅读理解,这个忠实的必要性不会是唯一的,对此,你的体会是什么?

江汀:我没有特别关注过朗诵的声调,但最近我正好和一位诗人好友谈论过这个问题。我们都喜欢沉着、平静的音调,——至少对于她和我的诗来说,沉着、暗淡也是其内在质地。我认同“忠实的必要性”不是唯一的,一千位诗人有一千种声调;我拒绝从中归纳出普遍性的东西。

我的才能仅限于谈谈自己的个人经历。在刚刚习诗之初,曾经费解于汉语当代诗歌的音律问题。那时我偶然翻阅马拉美、兰波、瓦莱里的诗论,他们都谈论诗歌的音乐性;我在自己的母语环境下感到非常费解。那时我也读到一篇谈论海子的文章,论者说,海子的诗歌里有一种内在的韵脚,它并不一定是规律地分布,但恰好支撑起全诗的语音。

在2008年的几首八行诗里,我做过一些使用尾韵的尝试,那是受到汪剑钊译格?伊万诺夫和叶拉金的影响。但终究,韵律问题并没有真正成为我的问题。我明白自己重视的是感觉,而非秩序。一个比较缥缈的“内在韵律”一词,就可以答复我十年前的那个疑问。或者,我在这里又想起蒙塔莱的“乌贼骨”一词,它很适合用来指代我所体会到的音律结构。它可以是游移不定的,但又能够恰到好处地支撑起整个诗歌的结构。

今年我恰好先后与黎衡、黄福海两位师友谈论过韵脚的问题。他们自己是优秀的诗人,同时都在做英语诗歌的翻译,试图将英语中的韵律移植到汉语译文的园地里。我自己是射手座诗人,音律的问题是他们水瓶座和处女座的事情;但我向他们的工作表示敬意。

陈家坪:我读过你更多的作品,我体会到你仿佛通过诗歌写作回归到了一个离别之后的故乡,同时我也知道,这意味着再次远离,但这一次有了你的智识,对文明最为基本一些体悟。也就是说,你找到了对这个世界进行言说的声调和诗歌写作的形式感,你的内容表达是穿越时空的,他必然会有新的形成,但最终或者阶段性的形成是什么,值得期待,而这种期待会不会对你是一种压力?

江汀:确实,“乡愁”曾是我的问题意识之一。我曾是一个眷恋家庭的孩子;我十六岁离开家乡去外地上大学,总在黄昏的时候,感受到强烈的、对家乡的思念。也就是那个时候,诗歌向我发出召唤。海子——他正是我的同乡——的诗句为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要还家/我要转回故乡,头上插满鲜花/我要在故乡的天空下/沉默寡言或大声谈吐”。

后来,在二十四岁的时候,我的乡愁消失了。我曾经真的如愿在家乡小城生活了半年,但是,我还是再次离开那儿。茨维塔耶娃的诗说:“远方,仿佛生来如此的疼痛,/祖国,仿佛我的厄运,/到处都是,哪怕天涯海角,/——我都把她揣在怀中!”(汪剑钊译)我明白乡愁成为一种形而上的事物,有时候,家乡是那个小镇,可是更多的时候,它意味着我逝去的早年时光。家乡同时存在于空间与时间里。我读过汉斯?约纳斯撰写的《诺斯替宗教》,早在几千年前,乡愁即被思想家们提炼成为一种强烈的对于终极救赎的渴望。

现在,我似乎已经完成了我的动荡时期。我在一首诗里写到“在公路的边缘,我停下,/搭乘遇见的第一辆公共汽车。/我在那儿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我已经有了位置感,通过阅读和阅世,我知道自己是谁,明白自己的限度。“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更多地退化为一种智力问题,它只在极少数的几个深夜向我再次泛起。

你的问题正是那个“你往何处去”。我生活在北京,生活在人群之中。前些日子一位克罗地亚诗人问我如何看待年轻诗人的处境。我的回答是,我想起了周作人、沈从文那一辈作家在北京的处境。“已有之事,后必再有,已行之事,后必再行。”乃至卡瓦菲斯诗歌中写的那些泛希腊人的处境,谢阁兰《碑》中的中国古人的处境,我们都可以从中观照到那个普遍的“自己”。

我从原初性的对世界“空虚”本质的质疑中走了出来,从世上的人事中得到了某种“价值”,尼采所说的价值。个别时刻,我对自己肉身即将到来的消亡仍然感到深深的恐惧,但在有阳光的上午,去工作单位的路上,我把自己的生活理解成为一种拓印行为。我想自己可以成为一枚印章,在这个世界留下痕迹。

以前我对自己有很大的期待,现在反而渐渐消失了。我的年龄已经超过了海子,并且很快就会赶上诺瓦利斯。

2014.9.10

 

来源:中国诗歌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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