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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清华:猜测上帝的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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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清华:猜测上帝的诗学
时间:2017-3-4 点击:

 

黑暗的内部传来了裂帛之声

——由纪念海子和骆一禾想起的

“谁是那狂想和辞藻的主人”

——想象欧阳江河的一些片段

“谁来追赶这令人心碎的变化”

    ——阅读翟永明

热爱并践踏生活

    ——关于诗人长征的闲话

“这几乎使我失明的光”

——读寒烟

谁触摸到了时代的铁

——关于郑小琼的诗歌

 

后记

 

猜测上帝的诗学(代序)

 

 

上帝有没有诗学?我以为是有的。它比任何个人所主张的都要简单的多,也坚定得多,因为它是不可动摇和改变的。这个诗学便是——生命与诗歌的统一。这是最公平的,也是最残酷和最难的,它区别出了历史上一切诗人的根本分野:一切平常的诗人,都只是用手、用纸和笔来完成他们的作品的;而伟大和重要的诗人则是“身体写作”——是用他的生命和人格实践来完成写作的。这决定了一个重量级的诗人和一般的写作者之间最本质的区别。某种意义上这是先验和不可追比的,有“不可选择性”的。诗歌史的经验印证了这个道理:一个不朽的诗人,他的人生与他的写作永远是一体和“互为印证”的,这就是上帝那不可动摇的生命诗学和人本诗学。

很难设想,屈原的《离骚》和他的愤而投江是可以拆开的——如果不是写出了伟大的《离骚》,他也许不会有勇气做出那样悲壮的对命运的一击;反过来说,如果不是这样一个敢于反抗命运和可以面对“自由而主动的死”的屈原,怎么会写出这样不朽的诗篇?伟大的人格才能创造出伟大的诗篇,不可能有一个人格上鄙下或猥琐的人,会写出这样不朽的作品,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但请注意,这里的“伟大人格”不是道德意义上的说辞,而是一个生命本体论的范畴。

因此也很难设想,写出了那么多浪漫诗篇的李白和喜欢喝酒的李白是可以分开的,没有最后那个喝得烂醉如泥溺水身亡的李白,也不会有我们心中作为“诗仙”的李白;同样,如果不是在一生的写作中都这样对酒情有独钟的话,最后也不会落了个“醉生梦死”的结局,当然也不会如此地在我们心中唤起浪漫和出世的情怀。全部的弱点和所有值得骄傲之处,都是这样紧密地联在一起,不可分割。离开了酒,李白就称不起“酒神”和“谪仙”,所谓“盛唐气象”也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他用自己的生命,实践了他自己的预言: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

 

中国人在这方面是很早就很明白的:“屈原放逐,遂有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文章憎命达,诗穷而后工。一个诗人承受命运的多少打击,艺术就返还给他多少;相反,他从仕途经济中获得多少,艺术最终就从他那儿拿走多少,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即便是放在同一个人身上也是如此:当他置身逆境之中时,他的作品也就越现出高迈的思想与艺术品质,反之则会走向萎靡和衰退。如果李白是一直呆在宫中受宠于皇帝的话,就不是现在的李白了——当然,这种如果是不可能的,李白一定是“仰天大笑出门去”的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李白,他的诗歌和他的傲慢禀性是互相确证的,是“先验”和无可更改的。

曹雪芹如果一直是顺风顺水,生活在衣食无忧的环境之中时,也许就不会有一部伟大的奇书问世了,那对人类来说,该是多么无可弥补的憾事。一个人承受悲剧和磨难,却让人类的文明从此改变了分量和结构。这是上帝的意志和上苍的馈赠,除此,别无另外叫人信服的解释。

浪漫主义时代的诗人们都是用自己非凡的生命实践来完成写作的,所有的诗人都如彗星那样一闪而过。茨威格说,十九世纪的上帝似乎对那些才华横溢的青年并不欣赏,没有一个不是夭折在人生的中途以前。普希金好像是最大的,也只活了三十九岁,拜伦只活了三十六岁,雪莱、济慈、海涅、莱蒙托夫等等甚至都没有活过三十岁。上帝对他们太苛刻甚至残酷了,他几乎是制造了一个诞生和扼杀天才的血腥时代。但有什么办法呢?如果是让他们的人生慢慢活,像这世界的大多数人一样,那样的速度只会产生庸才,而不会诞生出彗星式的天才诗人,很显然,一旦生命的危险降低,速度降了下来,诗歌在他们那里将会变成另外的东西。

上帝啊!

 

但这些话似乎是绝对了。现代的诗学已经超出了道德与行为的范本,“道德文章”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类型化的格局。它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因此,单面地将诗人的生命传奇化和道德化,大概是并不合时宜的。因为我们没有权力去要求写作者为他的文本付出相应的代价,生命本体论的诗学只属于上帝,而一切写作者写作者有权利选择更世俗和更平均的生活方式,他需要“安全地生活”,以及安全的写作。这就是“作为一种写作”的诗歌,而不是作为“一种创造”的实践和见证性的行为。

很显然,“写作”就是作者的隐去和文本的凸显,人格身份的隐去和职业角色的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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