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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清华:猜测上帝的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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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清华:猜测上帝的诗学
时间:2017-3-4 点击:

,它充满了人格意义。这是他先天的优越,也是他无与伦比的代价。

这非常难,甚至带有悲剧性。假使屈原写出了悲愤的《离骚》,却还得意地在世间苟活着,那就成为了一个笑柄;假使李白一直居于皇帝左右,当着他的御用文人,那么他写那些游仙访道、落拓不羁的诗篇,便成为了一个虚伪的骗子。反过来,所有伟大诗人的人格行为,都会为其作品提供某种印证,或者干脆就是其写作的一部分。可以说,伟大的和杰出的诗人其作品的完成,常常不是用笔,而是其生命本身。显而易见的当代例证是海子——虽然我并不赞成把他的死亡神秘化和传奇化,但正如哲人对自杀的理解一样,这“自由而主动的死”(尼采语)最终成为了他伟大诗歌理想的一部分——“天才和语言背着血红的落日,走向家乡的墓地”。诗歌中充满了谶语一样的预言,一切后来的行为在诗歌中仿佛早已发生。

所以雅斯贝斯说,伟大的诗歌是“一次性的生存”和“一次性的写作”,海子也反复提到“一次性诗歌行动”的问题,他是把生存和写作合起来进行思考的。“一次性”就是不可模仿和复制,是写作和生命实践完全的合一。

但当代这样的例子越来越少了,据说现在诗人们所信奉的箴言是“像上帝那样思考,像市民那样生活”。有人说这是歌德的名言,但雅斯贝斯又说,在所有伟大诗人中只有歌德是例外——他是躲过了深渊而成功的一个,而所有其他的伟大诗人无不是“毁灭自己于深渊之中,毁灭自己于作品之中”的。这话虽然有点绝对,但很富启示性。19世纪的诗人确都曾经试图践行他们的诗歌理想,拜伦是一个例子。鲁迅青年时代最崇拜他,很多浪漫主义诗人都把他当作了榜样。他热爱希腊的文明,就捐出了自己全部的财产武装了一支军队,亲自担任指挥官,最后三十六岁牺牲在战场上,实践了他作为浪漫主义诗人的身份和角色。

如果说浪漫主义诗人都有着轰轰烈烈的生,有着传奇而宿命的死——拜伦是死于解放希腊的战争,雪莱是死于横渡亚得里亚海的壮举,普希金和莱蒙托夫都是死于骑士式的决斗;那么现代主义诗人则多是都有着荒谬的死或分裂的生,陷于精神分裂的或者自杀而死的都不在少数,错乱或夭折者如蓝波,魏尔仑,如弗吉尼亚·伍尔芙,西尔维娅·普拉斯,还有从未来主义到社会主义者的马雅可夫斯基,有亚历山大·波洛克,叶赛宁,甚至这种情形也蔓延到了小说家那里,如爱伦·坡,如川端康成和海明威。其实范围还可以更广,在现代主义艺术家那里也是一样,梵高,达利,在更早的诗人那里也广泛存在,在茨威格的《与魔鬼作斗争的人》一书中就叙述了三位疯狂的悲剧德语诗人:荷尔德林,尼采,克莱斯特。

可见诗人的命运总是不好。这一方面是因为诗人大都有着格外纯粹的灵魂,他们与世俗力量之间常常保持着不可调和的冲突,而这冲突的结果必然是以他们的失败而告终。因为这世界上的人虽然都声称热爱艺术,但又都有个习惯的毛病——崇拜远处的诗人,恐惧近处的诗人,对前代的诗人好,对自己时代的诗人坏。施蛰存有一篇文章,叫做《我们怎样纪念屈原》,其中说,端午节到了,我们又吃粽子纪念屈原,可是,如果屈原活着,我们还不是仍旧要放逐他,让他去孤独地死?我们是在纪念着前代的屈原,然后又在迫害和制造着同时代的屈原。无独有偶,梁实秋也有一篇文章,题目大约叫做《假如隔壁住着一个诗人》。和施蛰存的文章比,它就不那么厚道了,但它反证了前文的意思,人们对近在咫尺的诗人总是充满狐疑和提防的,或至少是不信任和不舒服的。

但诗人也不能把自己的身份理解为是一种“优势”,因为过往的诗人,优秀的诗人,其人生大都具有传奇色彩,所以有人便以为自己写作,也就有把自己传奇化、或按非常规的方式为人处事的特权,以为引诱少女不是道德堕落,杀人放火不是犯罪,或者吃饭用不着埋单,欠债用不着还钱,梦想有两个以上的老婆可以成为文坛佳话……这些做法也都是一种变相而低能的撒娇。

因了这种实践性,所以优秀的诗人大都是悲剧的命运,因为他用生命承担了那些理想性的东西,他因为谦卑、软弱、逆风而动和必然的牺牲而使人尊敬。

相比之下,小说家不需要这种印证,他自己的行为完全可以与他写作的文本分开,因为小说就是“虚构”,就是“fiction”;而“诗”则是“言”与“寺”的合一,是必须要信守的诺言和神性的话语。因此老食指说,“诗人命苦”,确乎感同身受,体味尤深。但好的小说家也是诗人,也有诗性的小说,《红楼梦》便称得上是“无韵之离骚”了,而且曹雪芹的人生也与他的作品可以互相印证,故他也在小说的开头有一大段真真假假的抒情,“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这表明,好的小说也是诗,而做一个诗人确实难于任何一种写作者的角色。

 

3.诗歌或诗人的四个范畴

有各种分类法,我把诗人分成四个级别——这只是比喻的说法,不是学理意义上的划分——伟大诗人,杰出或重要的诗人,优秀诗人,通常的诗人。当然,还有“假诗人”,但已不作数了。

伟大的诗人是“居住的世界中心”的诗人,博尔赫斯称之为“诗人中的诗人”,海子关于这类诗人则有精彩的论述,他们是一些“王”,像荷马、但丁、莎士比亚……这当然很玄,如果通俗地理解也可以这样说,最伟大的诗歌,必然是包含了诗人不朽的生命人格实践的诗歌,像屈原,李白,杜甫……像十九世纪欧洲的浪漫主义诗人,他们大都曾为他们的理想奋斗甚至付出了生命。前面已经说过,他们可能是一些命运的失败者,就像屈原、李白。海子也说,“我必将失败,但在诗歌中我必将胜利”。确实,世俗意义上的海子可以说是一个失败者,但他“伟大诗歌”的理想却因此而得以实现。

这是一个艺术哲学的问题:伟大诗人是不能模仿的,因为模仿也没有用,雅斯贝斯和海子都说过,这是“一次性的生存”和“一次性的写作”,而一次性即是不能复制的。有人曾忌恨海子的自杀,认为他把“自杀的风光”也占尽了,这种说法虽然荒唐,但也有道理,除非写出了他那样不朽的诗篇,否则即便是自杀也成不了海子。

实际上还可以换一个说法,“诗歌”的最高形式应该接近于老子所说的“道”。“道”的原始形态是抽象意义上的最高理念,也如柏拉图所说的“理式”,它可以被“道”——即“说出”,但一旦说出也便不是原始的“道”了。诗歌的最高形式即是关于诗歌的最高理念和标准,它不是负载于某一个文本之中,而是存在于一切文本之中,是一切文本中所蕴含的规律、本质和规则。但这个东西常常很难显形,人们通常只会借助最伟大的诗人来象征式地使之显形,因此最伟大的诗人必然是诗歌最高形式的象征、载体或比喻。当我们说伟大诗歌的时候,就是意味着在说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就是意味着在说屈原、李白和曹雪芹;反之亦然,当我们说这些诗人的时候,也就是在说伟大诗歌。

其次,杰出和重要的诗人也都具有实践性,都与命运有关。借用李商隐的诗句即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春蚕吐丝”,“蜡炬成灰”,这都是燃烧生命参与创造的过程。我们可以举出食指的例子——我曾说食指是我在“活着的诗人”中最尊敬和喜欢的一位,为何?因为他用命运实践了他的作品,他的作品因此而感人,这不是文本的“复杂”与否所决定的。许多人的作品都远比食指要复杂,有更多智性,但却没有他那样的感人和分量,何故?这就是见证的作用,他用自己的生命见证了这些诗歌的意义与内涵,这样的价值是不能替代的。比如,几乎所有爱诗的人都读过他的《相信未来》,但他的“未来”现在已经变成了“过去”,并且被见证是“失败的未来”,但正是这悲剧性的命运以及失败的验证,才使他的文本不再是单纯的文本,而成为了感人至深和充满见证性的创造,和海德格尔称颂梵高的《农民鞋》一样,它们“使命运成为了命运”,也“使世界世界化”了,和海子一样,他在自己的诗歌中得以“胜利”。

荷尔德林也是这样的例子,当然,按照他的水准也完全可以进入伟大诗人的行列,他的命运中充满了传奇性的失败。他活着的时候,他的两位在图宾根神学院的同学,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和弗里德里希·谢林,都已经成名,但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却是在死后几十年才被重新发现和阐释的,他的意义很久才获得了反复的确认和放大。为什么会这样?除了他那充满自然气息与神秘启示的吟咏和语言之外,他日夜行走于日耳曼尼亚的土地,他对于诸神和祖国的那种热忱,也是他诗歌的一部分。用中国人的话说,他的一生也是“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一生,精神的边界和生命经验的边界是匹配的,甚至是重合的,包括他生前的失意和多年后才被承认和重新发现的传奇,都构成了他命运的一部分。唯有如此,那诗歌中才充满了真正纯粹和感人的诗意,以及见证性的力量。

但春蚕吐丝、蜡炬成灰的见证性,并不是狭义地将诗人的身份和命运道德化,它只是说写作者一点一点将自己的生命织进了自己的文本之中。范仲淹的赋文中所提到的那些迁客骚人,那些流徙江湖,远涉海角的人——像杜甫那样“百年多病”的流离岁月,苏轼那样几乎山穷水尽的流放生涯,还有王安石那般郁郁寡欢的晚年,都同样通过诗歌将之永久地凝固下来,并以诗歌的形式完成了他们多难和多舛的人生。甚至像李煜那样曾经作为“昏君”而后又“一朝沦为臣虏”的亡国之人,也正是因为失败而写下了那么多感人的词章,否则他也就只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诗人”了。

通常意义上的诗人只是“作为文本符号的诗人”,他的名字中没有太多“人本”的内容,因为这样的诗人作品中很少能够看到某种生命人格的实践。这也很正常,写作者完全可以使用分裂的方式——“上帝”和“市民”的不同方式,他有这样的权利,只“用笔来写作”,而不会让人生太多地参与其中。我们在现实中看到了太多这样的例子,因为写诗而生存变得越来越困顿,官越做越小,钱越写越少,因此,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的世俗利益,这也是现今的写作者最常见的做法。

但这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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