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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清华:猜测上帝的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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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清华:猜测上帝的诗学
时间:2017-3-4 点击:

一个可以道德化或污名化的命题,不能因为诗歌中没有太多生命参与的痕迹就可以蔑视一个诗人,他同样可以是一个手艺精湛的写作者,同样可以留下传世的诗歌。张若虚、崔颢、还有写出《题都城南庄》的崔护,我们都并不了解他们经历了什么样的非凡人生,但他们的诗歌同样感人至深,缘何?大约还是那诗中有一个灵敏的主体,一个不寻常的感受者,我们会把那个主体看成作者的影子。“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在这些传世的句子背后,留给我们想象的,都有一个感人的生命处境。

这也是诗歌的奥秘,写作只有呈现了生命处境的时候,才会具有感人的力量。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便是通常意义上的诗人中的“优秀”者了。而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也就只能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写作者”了。

 

4.中国诗人的身份与写作

同样是一个敏感的问题。有太多关于身份的角度可供思考。

有时候,身份会奇怪地缠绕在诗歌中,屈原的诗中显然有一个试图拯救国家而不能的“上大夫”的身份,但归根结底,这个身份又转换成了诗人,一个“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的、全身披满鲜花和香草的、失意的男人,一个近似于精神失常的、对周围的人都不信任的自恋自艾的人。李白和杜甫也都曾有小得意的时候,拂面的春风溢于言表,但最终他们都确立了自己在诗歌中的角色:一个边缘的、潦倒和喜欢自由的人,或者一个在失意中仍然顾念家国、心怀天下的人,一个范仲淹所说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人,这样说看起来有点矛盾,但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在这个问题上很有智慧,他们建造了一个“儒道互补”进退有据的文化结构,这个结构赋予了他们两种权利自由往来转换的便利。

中国现代诗人的身份就面临了许多难解的问题:当他还是自由之身的时候,他的叫喊或者抒情都是有依据的,像《女神》时期的郭沫若,那时他几乎是一个创造的精灵。但稍后当他进入了体制,成为一个身份奇怪的人之后,他的写作也便失去了自由,创造力变得令人匪夷所思的低迷。四十年代初曾创造和抵达了新诗诞生以来的某个高度的冯至,在1949年以后,也只能写《韩波砍柴》那样的顺口溜了;艾青也一样,只能写《藏枪记》那样的快板书。从30年代的《太阳》、《我爱这土地》到《国旗》和《春姑娘》之类,艾青的变化也令人难以理喻。至于到1980年朦胧诗浮出水面的时候,他也以“叫人读不懂的诗起码不是好事”为逻辑给予了批评和否定。可是当我们略加比较便可以得出结论,没有一首所谓的“朦胧诗”在阅读的难度上能够达到艾青在30年代的写作水准,但为什么艾青会声称它们是让人“读不懂”的诗呢?

身份问题还在持续地起作用。1987年之后,名噪一时的“朦胧诗”代表诗人们,除了舒婷以外大都远走他乡,但我们有一个疑问,北岛和杨炼,它们成为了何种身份的诗人?是“好的诗人”呢,还是只是“流亡诗人”?如果去掉身份政治的符号,他们还剩下多少诗歌的分量?顾城为什么会自杀?除了自身的性格与精神原因之外,有没有一个身份的困顿?我认为是有的。他在国内时曾产生过由虚构的外部压力和读者事实上的万千宠爱所带来的巨大幻觉,这种幻觉在他出国很久以后还在起作用。因此,他一直还过着一种延续下来的“精神撒娇”的日子,这种精神撒娇所凭据的很大程度上是原先国内的身份和语境。当他一直不肯更改自己的角色和心境的时候,只能变得越来越失衡、虚浮和暴躁。他的悲剧从总体上看,应该不无这层关系。

还有,一直备受读者爱戴和喜欢的舒婷,1987年之后也差不多终止了诗歌写作,渐渐变身为一个“散文作家”。这也至为奇怪,为什么呢?在“日常生活”的意志得以回复之后,在冰消雪融和特定象征的“秘密话语”失效之后,还能否保持写作的心境,这是个问题。事实上,舒婷正是在这样一个检验面前发生了迟疑和犹豫,如果不能使用原来的一套由“星星、紫云英和蝈蝈的队伍”组成的话语,那么写作的激情和必要性是否还能够持续存在?表面上看,舒婷是把“童话诗人”这个身份赠与了顾城,但她自己又何尝不是?“你相信了你编写的童话,自己就成了童话中幽蓝的花”——她和顾城所使用的象征语码,乃是同一种系统。很显然,选择和调整话语方式就是重新选择写作的身份,由一个反抗者的角色到一个常态的言说角色,也意味着必须由隐秘话语的持有者,转化为常态话语的使用者。在这个过程中,诗意的存续面临着考验,舒婷终于在危机面前停下了脚步。

比较幸运的也许是所谓“第三代”。他们大多数出道时所喊的口号就是比较“低调”的,是声称“破坏”和相对粗鄙的一群,所以,他们一直不存在身份的落差。倒是在90年代初期的社会压力下,他们又像其所“Pass”的前辈一样,成为了体验意义上的坚守者和道德精神的化身,成为了“劈木柴准备过冬的人”(王家新诗句)。尽管这个短暂的冬天也给他们带来了些许压力,但却在长远帮助了他们,让他们的文本和诗人身份意外地很快通过“出口转内销”的通道而经典化了,他们的形象忽然变得高大和神秘起来。不过在这之后,在社会环境再次发生转换——渐渐由一元政治社会过渡到二元的市场时代——的时候,他们到底是眷恋于自己90年代初期的异端身份呢,还是要在网络时代的象乱中适时予以更替,完成日常生活的过渡,恐怕也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盘峰论争”事件的发生背景,正是这样一个身份困境的反映,一个身份分化和转型的信号。

2007年的一次汉学会议上,德国的汉学家顾彬无意中流露了一个说法:当他在否定和贬低中国当代文学(主要是小说)的时候,突然发现了现场的几位中国诗人,他改口说,不过中国的诗歌是好的。“但是”,他停顿了一下说,“那已经是‘外国文学’了——不,是‘国际文学’的一部分了”。他意识到自己也许说的不够得体,把“外国文学”改成了“国际文学”,因为“国际文学”基本上可以看做是“世界文学”的同义语。但这个话语中不经意间暴露了一个秘密,那就是,中国当代诗人的国际影响,很大程度上是以被标定和改换身份为代价的,尽管这种情况在前苏联也有过,但不会像顾彬教授说的这样过分。因为他的话逻辑上也可以反过来:正因为中国的诗人是“国际化”了的,所以他们的诗歌是“好的”。这当然也没有错,中国的诗人为什么不可以国际化呢?但前提是,如果他单纯作为一个“中国诗人”,能不能说是一个好的诗人呢?如果只是因为“中国的诗人”已经成为了“国际的诗人”而得到比较好的评价,那么我认为这个评价仍然有着不够真实的成分。因为说到底,西方的人民并不需要用外语书写的他们的文学,而中国的人民也不太需要自己的诗人用汉语书写的外国文学,他们需要的是言说当下的自己,他们需要用汉语书写自己的现实经验的诗人。所以,我以为中国的诗人必须首先真正甘于作本色的“本土诗人”,最终才能成为真正的“国际诗人”。

 

5.“现代诗”的最大特点是经验化

经常会遇到提问,也经常会自问:现代诗与传统诗歌之间有什么不同吗?思索良久,认为应该是在于经验化。

但问题没有那么简单,中国古典诗歌难道不同样是表达“经验”的吗?是的,杜甫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和李白的“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都是,苏轼的“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以及陆游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更是,甚至李商隐的“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都带有“直觉性经验”的色彩了,有“下意识”在其中了;还有,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和“而那逝去的一切,将变为可爱……”也同样是经验,拜伦的诗歌中充满着大量的生活哲理和智慧经验,雪莱也一样。但是,这种经验通常是比较“正面”的,是道德化和观念化了的,是以“真善美”升华过的,其诗人也常常是“道德的典范”,是“爱国主义的”或者“浪漫的”诗人形象。

本雅明显然是反对诗歌主体之道德化的,他从波德莱尔作品中的“拾垃圾者”形象中生发出了关于“现代主义”诗歌的形象诠释:“拾垃圾者和诗人都与垃圾有关联……甚至两者的姿势都是一样的”,“流氓无赖主义的诗就是在这种飘忽不定的光亮中出现的”。很显然,现代主义者笔下的经验变“丑”了,最起码,它也已经成为了一种“中性”的东西,它不再具有道德教化和典范楷模的作用,与古典时代、浪漫主义时代诗歌中美善的理想、健康或合理的人性情感,其立场的人文主义倾向性有根本的不同。

现代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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