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高兴来参加今天的会议，我是在大学中教授中国古典诗歌的，我们这个会的主题是“中华文明与中国诗歌的现代化表达”。我对中国现代诗歌也没有什么研究，只能谈点自己粗浅的感受。我觉得既然会议的主题是中华文明与中国诗歌的现代化表达，我想这个现代化是不是也应该包含中国古典诗歌的现代化。我认为当下的诗歌创作有几大流派，第一新诗，第二是古典诗词，第三是歌词，这三个流派平分秋色。新诗的队伍之大不用我说。据我了解当下喜欢古典诗词创作的也非常多，全国几乎各个市地都有诗社，有很多县里也有诗社。我在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工作，经常收到来自全国各地诗社的集子。还有歌词创作，也是一个很大的领域。而且歌词具有独特的优势，随着音乐的传播在当代社会发挥着更大的影响，它的存在当下诗歌研究中往往被忽略，其实完全可以和新诗与古典诗词三足鼎立。

所以说，说起诗歌的现代化，其范围好像真的不限于新诗。而且我们如果看一看历史就会发现，无论在哪个时代，诗歌的形式都不只一种，都有不同时代的古代与现代，都是多种诗歌形式共同发展，共同进步，它们共同体现了那个特定时代的现代化。如唐代人既作古体诗，也作近体诗，宋词虽然是宋代的代表性诗歌体式，但是宋代的诗歌创作照样繁荣。无论是唐代的李白、杜甫还是宋代的苏轼，他们在当时可以说都是各体兼通。正因为这样，中国现当代诗歌发展也应该走多元化之路。我在首都师范大学自2004年起主编《中国诗歌通史》，在讨论现当代两卷如何编写的时候，曾经发生过非常激烈的争论。现当代两卷的主编是吴思敬老师和王光明老师，他们都是新诗研究的大家，深有造诣。但是我们编写组的其他人却提出一个新的想法，说既然我们叫“中国诗歌通史”，现当代卷就不应该只写新诗，要把当代的古典诗词、把歌词等等都写进去。如果我们只写新诗发展的历史，就有点名不副实。可是最初我们两位主编却不同意，他们认为就现当代诗歌而言，最有成就的还是新诗，不管是歌词也好，还是古典诗词也好，好像在我们现当代社会都没有承担起这个时代的责任，很难写进史里来。当时我们编写组内部就产生了激烈的争论。为此我们讨论了好几次，最后说服了两位主编，他们也同意要把当代古典诗词和歌词等等都写进去。但是在具体操作时候却发现，对近百年来的古典诗词，学术界远远关注不够，吴老师和王老师对当代古典诗词没有研究，当时在全国的范围内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选来写，因此这一部分只好搁置下来，最终还是只写了新诗部分。记得当时北京大学的钱志熙教授曾自告奋勇地说，等他再过几年有时间了，他可以承担这一部分的内容，但最终还是没有实现这个愿望。不过从那以后，我们开始重视现当代的中国古典诗词创作研究，曾经邀请国内几位著名的专家专门做这一工作。近年来，对现当代中国古典诗词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许多丰富的成果。这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在近百年来的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古典诗词从来没有缺席，而且不乏一些优秀的诗人和作品，它们在中国诗歌现代化的过程中，实际上是发挥了重大作用的。

我为什么强调歌词呢？因为在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中，诗与乐是不可分割的。先秦时代的诗歌都是配乐可唱的。到了汉唐时代，这些配乐的歌唱被称之为乐府，宋词元曲也是可唱的。可见，在中国古代，起码有一半的诗歌创作与音乐有关。所以，从事诗歌与音乐关系的研究，在新时期以来已经成为重要的学术研究方向。我们前些年成立了国家一级学会中国乐府学会，现在由我来负责，我们希望把音乐界等相关领域的学者们联系起来，开展共同研究。因为这个领域实在太广泛了，我们看中国古代的二十四史里面，都专门设有礼乐制，在里面专门记载各朝各代的礼乐制度，还记载了大量的歌词，这些乐歌在各朝各代都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这些配乐可唱的歌曲虽然到现在已经无法再唱，但是里面有大量的经典作品，到现在还深受人们的喜爱，比如汉乐府中的《江南》《上邪》《陌上桑》等等。

所以我觉得如果讲中国诗歌的现代化表达，除了研究新诗之外，还应该加强对古典诗词和歌词的研究，要探讨它们在中国诗歌现代化表达中所应发挥的作用。我觉得在五四以来的中国的诗歌发展过程中，实际上存在着古典诗歌和现代新诗之间的对立和割裂，当然这是我的感觉，不一定对。我们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这些年来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想把搞古典诗歌的人和现代诗歌的人都团结起来，加强互相之间的沟通。这个沟通其实是挺困难的，因为现代社会的分工越来越细。现在在全国范围内，每年召开的古典诗歌的会议很多，但是搞现代诗歌的人很少参加。现代诗歌的会议，搞古典诗歌的人也很少参加。我前些年任职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主任，因为工作的关系，参加了很多我们自己举办的现代诗歌会议，今天来开会的唐晓渡老师就经常参加我们的会议，还有李少君主编。我从这些会议中学到很多东西。在这个会上我也感觉到，我们当代的一些新诗作者和研究者，他们对古典诗歌也是非常重视的，他们认为写好现当代诗歌要有古典诗歌的基础，要吸收古典诗歌的营养。但是由于沟通不够，从总体来说，现代诗歌界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学习和继承还是不够，这可能对现代诗歌的创新与发展有一定影响。因此我想，在中国诗歌的现代化过程当中，应该包含着对中国传统诗歌的现代化阐释和现代化传承。

从表面看来，无论古典诗歌和现代诗歌，总之都是诗，从艺术本质上讲是一样的。但是仔细分析，二者之间的差别又是相当大的。我给学生们讲中国诗歌史，总是从《诗经》讲起。我在讲《诗经》的时候，在课堂上首先要问学生：你们说《诗三百》和《唐诗三百首》和现在的某个《新诗三百首》的选本一样不一样？都是诗三百首嘛。学生们大多数都会说，当然一样了，都是诗嘛。有的同学可能理解我问话的目的，就说不一样。我就接着再问他，为什么不一样？他们又回答不出来了。其实不只是学生，很多研究诗和写诗的人对这个问题也缺少必要的思考。二者区别在哪里？我想起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功能的差异。在我们今天的认识里，诗只是用来抒情写志的，但是在《诗经》时代，诗的功能远远超过了这个范围。《诗经》分“风”“雅”“颂”三个部分，“颂”的地位最高，因为它是用于国家祭祀的。其次是“雅”，因为它是用于国家政治生活的。而我们当代最喜欢的“风”，在那个时代的地位要低于前二者。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文化经典是“六经”，其次序是《诗》《书》《礼》《乐》《易》《春秋》。为什么把诗排在第一位？因为诗在那个时候它不同于我们现在所理解的诗，它不仅仅是一般的抒情写志的东西，主要是承担着重多的文化功能。诗是宗教，是政治，是历史，是礼乐，是教育。诗最重要的功能是这些，至于抒情写志，不过是为了实现上述功能的一种表达方式。也就是说，在中国早期社会，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宗教、政治、历史等等，一定要选择一个最好的形式来表达，而诗正是那个时代最美的最有效的表达形式，中华民族的早期精神文明的诸多内容，都保存在《诗》里面，所以古人在“六经”中将《诗》排在第一位，这是有道理的。到了汉代以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按照这些经典产生的年代排序，因为传说中八卦最早是由伏羲创造的，所以将《易》放在第一位，第二是《尚书》，因为里面的第一篇是《尧典》，传说产生在尧的时代。第三才是《诗经》，顺序变成了《易》《书》《诗》《礼》《春秋》，《乐》经则佚失了。这个排序在客观上也说明诗的地位在下降，我们现在不能渴望把当下的诗还恢复到像先秦时代那样崇高的地位，因为它已经不再承担这些功能。但是我们仍然还要考虑这个问题，我们要问一下，不管是新诗还是古体诗，在当代社会应该承担什么样的功能？怎么样才能更好地发挥我们在现代化中的作用？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考虑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在这个方面，古典诗歌给我们留下了很多遗产，是我们值得学习的。

第二是对“诗人”的理解。在古典诗歌创作中，诗人的主体地位特别重要，这关系到如何实现诗歌的诸多功能。在汉魏六朝之前，诗人是特指的，专指《诗经》的作者，尤其是《诗经》大小雅的作者，他们都是那个时代文化水平最高的知识分子，有强烈的社会担当意识。这些人的创作以大雅、小雅为主，也包括颂诗，因为这些诗篇承担着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社会责任。所以我们研究中国古典诗歌，常说一句话是要知人论世。我们先研究诗人，然后再研究诗。中国古代第一个伟大的诗人是屈原。屈原之所以伟大，一是他有崇高的美政理想，二是他有高尚的人品。司马迁：“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研究《楚辞》，我们首先要了解屈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读懂《楚辞》，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专门研究屈原和《楚辞》的国家一级学会名叫中国屈原协会。杜甫的诗被誉为诗史，所以如此，关键也在杜甫这个人。他有崇高的理想，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一生都在忧国忧民，所以后人将其称为“诗圣”。现当代的学者文人们特别喜欢苏东坡，为什么喜欢他？一是苏东坡这个人有非常深刻的思想，二是他有超然处世的生活态度。他将儒释道三种思想很好地融合在一起，用以指导自己的人生，顺境时努力进取，为社会尽责；逆境是处变不乱，调节好自己心境，所以他成为宋代以后许多文人士子的榜样。如何将诗品和人品有机地统一在一起，是我们探讨中国诗歌当代发展中一个重要的问题。

第三是诗体。诗需要有体，诗是什么？从形式上讲，诗是有节奏、有韵律的语言的加强形式。也就是说首先要有美的形式。讲究形式的美，这一点在中国古典诗歌创作中是十分明确的。所以在漫长的中国古代，诗人们孜孜追求，创造出许多固定的诗歌体式，如四言诗、骚体诗、古体诗、近体诗、词和曲等等，它们都有比较严格的形式要求。按理说新诗也应该有比较固定的形式，一首好的新诗能打动我们，一定有美的形式在起作用。但是这个新诗的形式到底是什么样子？现在还没有人能够比较好地总结出来。我对现代诗歌没有多少研究，但是我发现，在我们诗歌研究中心前些年召开诗歌理论研讨会，像郑敏先生这样著名的现代诗人，像谢冕先生、孙玉石先生这样著名的诗歌理论家，他们都是我们尊敬的老前辈，每次在这样的会议上，这些老先生一定要强调诗体的问题，好像诗体的问题不解决，新诗的发展就没有着落似的。当然，新诗诗体能否确定的问题确实很难，我觉得这也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因为这可能是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其实那些成熟的古诗诗体也是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才逐渐定型的。但是建立新诗的诗体的确是非常重要的大问题，在这个方面，古典诗歌诗体的形成过程也为中国新诗的现代化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同样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今天我们这个会的主题是中华文明与中国诗歌的现代化表达，主办单位是中国诗歌学会，我希望中国诗歌学会今后进一步加强与中国古典诗歌研究界的交流与互动，使中国诗歌的现代化表达越来越好。

以上只是我的一点感想，请批评指正。谢谢！

※本文系赵敏俐6月25日在中国政协文史馆召开的《中华文明与中国诗歌的现代化表达》座谈会的致辞。赵敏俐，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