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国作家协会接到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办公室书面通知，中国诗歌学会申报的《百年中国儿童诗歌的演进与发展研究》被立项，这是中国作家协会主管的16家社团唯一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主题学术活动的课题，填补了中国作家协会有史以来在社科社团学术活动中的空白。

 

近年来，中国作家协会积极倡导和鼓励各个社团，发挥社团自身人才和专业优势，进行纵深学术研究。这项旨在以学术理论的丰赡支持来推动文艺创作的计划，因中国诗歌学会申报项目的获准，在中国作家协会各社团中，起到了富有成效的开端和示范的双重作用。

 

笔者为此专门走访了中国诗歌学会。

 

中国诗歌学会成立于1994年。成立以来，开展了大量诗歌活动，团结了全国广大诗人、诗歌评论家、诗歌出版编辑、诗歌工作者，繁荣了中国诗歌的创作和理论，壮大了作者队伍和力量，在国内外形成了一定的影响。

 

成立专业社团最初的动因，就是要以专业领域里的学术活动为社团根基，引领和护航专业领域的尖精发展。

 

“其实，学术研究是社团建设的总基调，亦是社团实际工作中的共同难点。这就要求社团在具体工作中，始终给所涉领域的学术预留出空间，并找出学术活动和日常工作的同心圆。”中国诗歌学会会长黄怒波以此向笔者打开了中国诗歌学会申报项目获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秘籍的话匣。

 

以申报社团评级开路

引擎学会新气象

 

2016年，即中国诗歌学会成立的第21个年头，这个被誉为中国诗人之家的社团，仍像往常一样，按部就班地紧张工作着。这一年的新春伊始，中国诗歌学会会长办公会向秘书处发出了向民政部申报参评3A社团的工作指令。

 

“刚发布这个指令时，办公会上还是议论纷纷的，说明对这个指令有困惑。”解放军出版社原社长、时任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程步涛感慨不已，他说“大家当时的困惑集中在三个方面：中国作家协会和民政部从未要求申报；中国作家协会的所有社团无一向国家民政部申请评级；中国诗歌学会未申请社团评级，已在国内外具有影响，评级对学会没有任何意义。”

 

“当时中国诗歌学会的局面，包括我在内的学会人员，习惯了以往的工作方式，实际上对评级的响应并不热烈。多数工作人员抱着观望心态。”程步涛简单地描述了那时的情形。

 

评级申报，归根结底是一项管理自觉的工作，要求高且繁琐，可以以面面俱到来概括。成立以来的各种行文、会籍和活动管理等等，无不需要追溯廓清。这对一个已经成立了20余年的学会来说，梳理起来极其繁冗，情况也复杂。当时直接摆在面前的是，大量整理工作需要人手，千头万绪，不知道这个头在哪里。最主要的原因是，学会已经经历了两次换届，人员更迭，届与届之间的交接，有些手续和资料不完整，历史沿革不够清晰。但评级申报的“出师不利”，并没有动摇学会新的领导班子的决心。

 

过去没有制度的，要建立；过去没有流程的，要按评级规范设置；过去没有建档的资料，要尽可能补齐补全。

 

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学会评级申报小组，就将成立以来所有历程、各种档案等一一完善补齐，并建立起学会新的管理流程和规章制度，完成了申报材料的全部准备。

 

经民政部组织专家对申报资料审核和现场验收，中国诗歌学会通过了申请，于2017年9月1日被授予3A社会组织，成为中国作家协会首家获得等级认证的社团。

 

在申报评级的过程中，中国诗歌学会的各项工作，从不适应到适应，从“无”到“有”，简而言之：在短短的19个月之间完成了已经运行了20余年的机构的蝶变，从而摒弃之前的沉疴陋习。

 

“是奇迹，更是个神话。”——中国诗歌学会首任会长艾青的夫人高瑛得悉中国诗歌学会被评为3A社会组织时，赞叹不已。

 

“学术+”计划

影响当代诗歌的写作方向

 

3A社会组织的成功评级，无疑给中国诗歌学会继续创办学术领先的国家优秀社团带来了信心和铺平了跑道。乘着成功评级的东风，黄怒波开始着手推进社团建设要以学术活动为主导的战略。

 

黄怒波和盘托出了他自担任会长以来，对一个社团学术建设倚重的缘由：“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就社会组织而言，不是看办了多少场活动，而是要分析活动的含金量。含金量从哪里来？须从活动的独特和专业性入手。既然叫‘学会’，如果举办的活动，与学术根本不沾边，那就不该称为学会。”他阐述国家一级社团必须要有的社会责任和担当：“力主学术，就是建立繁荣中国诗歌的主动脉，发挥它‘润物细无声’的作用。做好这些，我们也就寻到如何配合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的钥匙了。”

 

梳理学会成立以来的脉络，汇总逐年主办和参办的各项活动，很容易得出逾百个活动，看似热闹非凡，90%是浮光掠影，有的仅仅举办一次，便偃旗息鼓。保存下来能持续的，只有十几个。这些林林总总的活动，囿于“奖项+采风”的形式，即便有差异，也难脱貌似神像。

与中国诗歌学会合作的地方政府，也都希冀学会能有破题的锦囊妙计，将地方诗歌活动打造成在全国有影响的文化活动。

 

“学术+”计划，就是要将学会所有的项目，都围绕学术活动为中心设计。哪怕看似单一的新书发布会或分享会，都要定主题，要有诗学延展。

 

2017年10月起，中国诗歌学会开始全面实施“学术+”计划。迄今为止，中国诗歌学会已举办论坛、研讨会、讲座100余场，其中，《新时期诗歌美学》《诗歌与城市发展》《中国女性诗歌写作的审美维度》《新时代新诗学》等为代表的相关研讨会的诗学观点，为中国诗歌写作厘清了航线，国内外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纷纷期待与中国诗歌学会展开合作。

 

“学术+”计划，要表现在重大事件面前不缺席。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国诗歌学会快速组织“疫情之下，中国诗歌的态度”大讨论，部分文章在《工人日报》刊出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

 

“学术+”计划的推行，也为中国诗歌学会收获了口碑，除了业内看好，普通群众也对中国诗歌学会的活动夸口不绝。一些活动已在国内拥有一定影响，如关注留守儿童、妇女、老人的全国诗歌公益活动“我们与你在一起”和响应党和国家“脱贫攻坚战”计划的“贫困地区诗歌文化建设工程”等。

 

学术主导话语权讲好中国故事

 

“学术+”计划中的论坛、讲座、研讨会，旨在让古今中外诗学“飞入寻常百姓家”，但这个计划的要点，是以学术占据诗歌的制高点，用中国诗歌向中外讲好中国故事。

 

2017年伊始，中国诗歌学会在联袂北京大学共同筹备2018年9月举行的中国新诗百年学术论坛的同时，又与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联合编撰、出版《中国新诗总论》和《“一带一路”国家诗歌经典文库》。

 

从计划提出到实际编撰、翻译过程中的10余次座谈会的反复“风暴”，这两套丛书从设想至雏形，不断在充实具体的架构和体量。

 

2019年5月，《中国新诗总论》如期出版，由中国新诗理论界泰斗、北京大学教授谢冕担任总主编，收录、严选了中国新诗百年来重要的理论批评文献，共6卷约400万字。同年8月，《“一带一路”国家诗歌经典文库》第一辑22卷亦如期出版（第二辑21个国家的诗歌译著尚在编辑出版中），涉及“一带一路”沿线的17个国家和地区，翻译团队由赵振江、仲跻昆、顾蕴璞、穆宏燕等30余位老中青三代翻译家组成。两套丛书的成功付梓面世，被社会各界一致公认为是继绚丽光彩的中国新诗百年纪念大会之后的万里星空，润泽着中国诗歌的茁壮成长。

 

中国诗歌学会由此团结了一大批中国诗歌领域的理论权威和优秀研究学者，以及长期为国家经典文学译著耕耘着的优秀翻译家，这些力量充实到中国诗歌学会的学术专家库后，一时间人才济济。

 

“学术+”计划，还有一项重要措施，就是用诗歌讲好中国故事。2017年起，中国诗歌学会每年上半年以多国语种发布《中国诗歌年度报告》。《中国诗歌年度报告》是中国诗歌的心电图，它以年为单元，是中国诗歌活动的大事记，成果、创作和理论的总成。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思敬每每提及都要肯定一番：“填补中国诗歌史上空白的《中国诗歌年度报告》，以多国语种发布，是中国文化自信的具体体现，它在以诗歌语言，向全世界讲述中国故事。”

 

此外，积极与国外社会组织或高校联合，开展国与国之间的诗歌学术交流活动，无疑也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举措。中国诗歌学会自2016年起，先后与日本城西大学、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韩国诗歌协会建立起定期的诗学对话关系，让中国诗歌的头部学者和代表诗人，与国外的头部学者和代表诗人进行民间性质的学术互动，在推动国与国文化交流的背景下，增进了国与国之间的友谊。

 

继续探索社团的社会职能

 

中国诗歌学会仅用5年时间就“异军突出”，这在于其清楚地定位了非政府组织的社会职能，集结社会组织的各种优势，主动承担政府职能以外的社会义务，补齐政府职能的短板。

相较其他社会组织，中国诗歌学会应属家底薄弱之列，但因为善于提纲挈领，在实际工作中贯穿了层次分明的学术活动，从而跻身能承担国家课题的社会组织行列。

 

中国诗歌学会之所以能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课题立项，并非偶然。早在《中国新诗总论》编撰期间，中国诗歌学会就已经注意到百年新诗对儿童诗歌的研究是一个重大疏落。因此2019年8月，就在安徽宏村举行了首届“童诗现状与发展研讨会”。当时，参加这次大会的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泉根称，“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个关于儿童诗歌创作与理论的专门会议，前所未有。”可以这样说，这次社科社团学术活动的立项，中国诗歌学会在前期做了充分的调研和备课。

 

如果留心今年5月发起的“中国诗歌艾月”和2020年6月发起“中国诗歌童诗月”，就会从其倡议书中看到，两个诗歌月分别透露着中国诗歌当下亟待解决学术问题研究的导向。

诚然，中国诗歌学会对社团的社会职能还处于探索阶段，但它对各个社会组织，都是一种启示，有着一定的借鉴性。

 

【转自2020年11月2日《人民政协报》第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