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散文诗发展的新纪元

孙晓娅

散文诗作为独立的文体，其创立的标志是1842年在法国出版的贝尔特朗的《夜的伽斯帕尔》。虽然贝尔特朗对散文诗有开创之功，若没有波德莱尔于1869年出版的《巴黎的忧郁》，散文诗不会在其后兴盛一时，并形成一个传统，演变于世界文坛。诚然，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散文诗诞生于波德莱尔之手：1855年6月他在个人诗文集《丹枫白露》上发表了两篇散文诗《黄昏》和《孤独》；1857年8月在最初两篇散文诗之外又增补了《计划》、《时针》、《遨游》、《头发》，以《夜之诗》为总题发表在当时的报刊上；1861年11月1日，在《幻想派评论》上发表九章散文诗时，波德莱尔首次用“散文诗”作为总题名，时隔一年他又把发表的十二篇散文诗的总题名改为《小散文诗》；后来，在《费加罗报》上发表的六篇散文诗统用一个总题名《巴黎的忧郁》。从创作并发表散文诗的过程看，最初波德莱尔并没意识到这类作品在文体上与诗歌有何种不同，所以才会有《夜之诗》这一命名的出现。不过，当冠以他的作品以“散文诗”这一文体性的术语时，意义却并不那么简单了，之后同类的作品仍沿用了“散文诗”的题名，这标明他已经确立散文诗创作的自觉姿态。《夜的伽斯帕尔》、《巴黎的忧郁》与兰波1886年出版的《灵光集》，被公认为19世纪散文诗建立时期的三部奠基作，它们代表着现代、前卫、先锋和反叛颠覆精神。在三部作品的影响下，散文诗开始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印度的泰戈尔、黎巴嫩的纪伯伦、俄国的屠格涅夫、英国的王尔德等，都成为享誉世界的散文诗作家。而法国本土也涌现出洛特莱阿芒、魏尔仑、马拉美、洛厄尔、阿拉贡、法朗士、阿波利奈尔、艾吕雅、布勒东、纪德、尼采、克洛岱尔、圣琼·佩斯、勒内·夏尔等优秀的散文诗作者。

比照法国散文诗文体地位确立的清晰脉络，对中国散文诗起源的各种指认却始终各陈其词。最大干扰来自于学术界一直存在一种观点，即认为类散文诗的文体古已有之，相关学者纷纷从中国文学的传统内部追根溯源。王国维在《屈原文学之精神》中曾提到“庄列书中之某分，即谓之散文诗，无不可也”。郭沫若在致李石岑的信（《时事新报·学灯》1921年1月15日）中指出：在古代，“我国虽无‘散文诗’之成文，然如屈原的《卜居》、《渔父》诸文以及庄子《南化经》中多少文字吾人可以肇锡以‘散文诗’之嘉名者在在皆是。”1922年，滕固在《论散文诗》（《时事新报·文学旬刊》第31期，1922年3月11日）一文中进一步阐明:“我国古代散文中，很多小品文可称为散文诗的，子书中短喻外，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中，也有散文诗般的章节。”又说：“陆龟蒙《笠泽丛书》乙编中《紫溪翁》一篇也是很好的散文诗。《东坡志林》中也有许多散文诗。”1971年，朱英诞在文章《孤立主义——我对于诗的态度》中开宗明义：“我年轻时写过一些‘散文诗’，这是我最喜爱的一种形式，可惜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得到发展。欧洲的，美国的，旧俄的，以及中国自己古代（明末小品）都有这种文体。”[i]

事实上，从中国古代文学中爬梳各种类散文诗文体存在的佐证，不仅无益于散文诗文体建设，还容易忽视散文诗文体的独立性以及中国散文诗的诞生深受外国散文诗影响的事实。中国最早的散文诗译介作品出现在1915年7月《中华小说界》第2卷第7期上，刘半农采用文言文翻译了屠格涅夫的四章散文诗，题为《杜瑾讷夫之名著》。在白话文运动还没充分展开的背景下，刘半农用文言文翻译这些散文诗，并将其列入了小说栏，也没有说明这四首为散文诗，相反，他在译文前的附言中指出四篇散文诗的特点是：“措辞立言，均惨痛哀切，使人情不自胜。余所读小说，殆以此为观止，是恶可不译以饷我国之小说家。”可见，这四首散文诗还不足以称之为严格意义上的汉译散文诗。1918年5月《新青年》第4卷第5号，刘半农翻译了印度歌者拉坦·德维的《我行雪中》，同时翻译了美国《VANITY  FAIR》月刊记者的导言，文中称《我行雪中》是 “结撰精密之散文诗一章”，这是散文诗文体概念和作品第一次合体出现在中国。随后，刘半农发表了散文诗《晓》（《新青年》1918年第5卷第2号），虽然略晚于沈尹默的《月夜》（《新青年》1918年第4卷第1号），但从文本特质角度审视，《晓》更为胜任中国第一篇成熟的现代散文诗。

自1917年刘半农在《我之文学改良观》中使用“散文诗”这个概念以来，与波德莱尔最初在自觉与非自觉之间徘徊的散文诗创作现象雷同，中国许多作者在创作之初往往未明确要写散文诗，只是写作过程中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体裁而权且采用了“散文诗”这个名称。新文学发轫之初，散文诗偶尔被称为“诗散文”（如郑振铎等）；“散文诗”和“自由诗”这两个概念也常常纠缠不清，绝大多数的作者只是后来渐渐地走上散文诗创作的自觉道路。比如，1919年鲁迅创作了七章散文诗《自言自语》，这组散文诗连载于1919年8月至9月间的《国民公报》“新文艺”栏，作者署名“神飞”，它们初步显露出鲁迅散文诗创作的文体自觉。不过，直到1932年他写《自选集·自序》时才明确了散文诗的文体概念：“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自言自语》这组散文诗可以看作《野草》（创作于1924－1926年间）的前身，如其中的《我的兄弟》被改写成《野草》中的《风筝》，《火的冰》也可看作是《死火》的草稿等。毋庸置疑，《野草》是中国散文诗的源头之一，它受益于波德莱尔和屠格涅夫等人的影响，以新鲜的语言形式、独特的想象方式、深邃的精神世界和强烈的现代意识，为汉语散文诗写作确立了文本典范。尽管散文诗长期处于中国现代文坛边缘的位置，但自《野草》始，人们对散文诗这一文类的艺术探索从未停止。郭沫若、徐志摩、徐玉诺、何其芳、丽尼、陈敬容、彭燕郊、牛汉、郭风、柯蓝、耿林莽、李耕、许淇、邹岳汉、王尔碑、王幅明等不同时代的作者,以及当下大力推进散文诗建设的作者们，他们为散文诗的发展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如果说新时期以来，散文诗开始步入较为快速发展的轨道，那么近五年，散文诗达到中国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为繁荣的创作时期：其间，不乏散文诗园地里清除杂草的理论研究者、探索者、维新者；不乏坚守散文诗写作路向、热爱并投注大量写作精力的散文诗的作者；不乏创立、搭建散文诗发展平台的编辑和社会各界人士。散文诗的创作队伍和读者群日益壮大，创作数量遽增，质量明显提升；散文诗集和丛书不断推陈出新；一些刊物、报纸纷纷开设散文诗专刊、专栏，比如《诗歌月刊》《星星》《诗潮》《中国诗人》《诗选刊》《中国诗歌》《诗歌风赏》《上海诗人》《天津诗人》《山东文学》《青年文学》《诗林》《绿风》《大河诗刊》《文学报》《伊犁晚报》《湖州晚报》等，它们纷纷为散文诗提供专属版面与阵地。此外，当下还有各种散文诗微信平台积极参与到散文诗的建设与推广之列。

散文诗的发展优势与富有活力的创作态势、酝酿良久的温厚的诗性土壤和散文诗体式的自觉变革有直接关系，与散文诗文体特性和新世纪以来整体的时代境况契合不无关联。散文诗已经形成和正在发展的文体特点，颇为契合新世纪繁复的语境、快速突变的节奏和纵纳百川、多元交融的历史与文化含量；在对现实和存在的反思和探察方面，它有其他文体不具备的自由、灵活、舒展；在表达生命韵致、书写自然生态、捕捉人文情怀、曲隐哲思等方面，它更为贴近现代汉语之美和当下复杂开阔的精神领域与细敏幽微的个人情愫。日本现代诗的奠基人萩原朔太郎曾指出“我当然承认散文诗的艺术意义，并相信它在将来的发展”。[ii]著名诗人彭燕郊认为：“严格来说，‘五四’以来新诗的最高成就是鲁迅的《野草》，散文诗。我觉得从世界范围来讲，散文诗慢慢地要取代自由诗，这是个大趋势。”[iii]从形式、节奏、语言、精深表现力等方面考量，散文诗虽沐浴诗性的甘露，但少了诗歌深奥的隐晦和矛盾对峙的陌生张力，相对于诗歌更易于读懂，受众更为广泛，接受面更为敞开；散文诗虽与散文形式雷同，但她的行文更为精炼、富有韵味和灵性的美悦，自如蕴含的灵动，尤为入心入境入怀……恰如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在《散文诗能带给我们什么》一文中的阐述：“散文诗的一个妙处，是它能汲取细节。有时精灵甚至会从散文诗的语言里浮出。也许散文诗就像家中秘密的宗教，而分行诗更像教堂。”谢冕教授在《散文诗的世界》（《散文世界》，1985年第2期）中亦明确指出：“在诗歌的较为严谨的格式面前，散文诗以无拘束的自由感而呈现为优越；在散文的‘散’前面，它又以特有的精炼和充分诗意的表达而呈现为优越。”

综上，关涉散文诗文体认同与合法性的问题，笔者始终坚守“散文诗是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王光明）的观点。散文诗不是兼具散文特点的诗，不是高度浓缩的诗化了的散文，也不是“诗与散文之间的桥”（周作人）。散文诗有双重的性格，但从文体的角度辨识，它独立完整、自性鲜明；从审美内容和表现功能看，散文诗要负载的是“现代生活”或“更抽象的现代生活”，它以世界为起点向着更深层的内心世界开进，从而“适应心灵的抒情的冲动、幻想的波动和意识的跳跃”（波德莱尔）。散文诗成功于现代性探索和表现，其骨子里有着深刻的现代性本质和连绵的现代性传统。当务之急，我们应该努力推介那些热情投入散文诗创作、勇于创新的中青年作者，他们是散文诗创作的中坚力量，他们秉持敏锐慎独的判断力、思考力、批判力；葆有独立的人文个性和广阔的精神视域；脚踏坚实的生活土壤和个体经验，胸怀历史、理想和时代的省思；大胆创新，乐于开拓写作的新路径，敢于突破散文诗文体记忆的格局。近年来已经出版的品质卓然的散文诗集有《有远方的人》（周庆荣）、《剧场》（灵焚）、《南方北方》（亚楠）、《思念的花朵》（箫风）、《过故人庄》（黄恩鹏）、《通灵者》（唐朝晖）、《以骨为灯》（白红雪）、《自然碑》（徐俊国）、《非处方用药》（爱斐儿），《大地密码》（水晶花）、《外滩手记》（语伞）、《荆棘鸟》（转角）、《疼与痛》（郑小琼）等。它们审美突破性强、艺术个性鲜明，既可介入社会经验和新世纪文化生态环境，又可彰显个体的人文关怀散发高雅委曲的艺术品味；既可敲击时代的步伐和节奏，又可表书个体存在的境遇和主体情怀。此外，还有一批当代诗人不自觉的跨文体实验值得关注：昌耀、北岛、西川、王家新、树才、车前子、侯马、骆英、蓝蓝、潇潇、安琪、宋晓杰、娜仁琪琪格、夏花、金铃子等诗人在没有显明散文诗文体意识的情况下，创作出一批有品质的散文诗佳作。2015年初，由笔者编选的《新世纪十年散文诗选》（漓江出版社2015年1月版），收录了上述大部分诗人富有代表性的散文诗作品，置于“文体溢出”视野考察他们独特的散文诗写作现象，别具研究价值。

立足于当下散文诗求新图变的创作症候，我们还需要反思与突破。素有台湾诗坛“散文诗创作量最丰、质最高”冠誉的诗人苏绍连，在完成以散文诗为创作主体的诗集《散文诗自白书》后，再度向诗坛宣告新的可能：微型散文诗、回文散文诗、无形散文诗。诚然，新世纪散文诗的创作需要不断注入创新的实验精神，超越既往的开拓勇气，还有现代审美突破性的艺术魄力。当代散文诗研究则需要进一步聚焦其文体特质和形式可能性的审美话语研究，厘清在多重议题的博弈中，散文诗文体发展的历史谱系，以兹彰显散文诗在当代文学发展中的文体建构意义。21世纪，是散文诗的新纪元，散文诗会有新的开创！

作者简介：

孙晓娅，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诗歌研究动态》执行主编。在《文艺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当代作家评论》、《文艺争鸣》、《南方文坛》等期刊、报纸上发表论文6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