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与远方

——评周庆荣散文诗集《有远方的人》

                      孙晓娅

 

“我以无法行走的方式坚持着我的爱，感谢脚下的万丈深渊，

它提醒我昂首，看着远方的希望。”（周庆荣《松：自语》）

 

继1984年创作散文诗处女作《爱是一棵月亮树》至2014年散文诗集《有远方的人》出版[①]^（1），至今，周庆荣的散文诗创作整整三十年。周庆荣是一位坚持“意义化写作”并秉烛精神光环的诗人，他的散文诗“烙印着鲜明的时代脉象”，“以理性的历史眼光，对人生、历史、社会进行深刻体察，深入发掘文化的诗性品格与艺术潜质，”“他的散文诗作品与作品之间有整体感，有骨骼，坚硬；有灵魂，无处不在的终极关怀；有历史坐标和精神向度，完成了文化与现实的焊接”。[②]是的，月亮树已足够遥远了，从创作伊始到成为“我们”散文诗群[③]主要发起人、践行者，周庆荣矢志不改做一个“有远方的人”，对于散文诗，他始终在敏锐地发现、理性地思考、坚定地探索、真诚地写作。诚如谢冕老师在《有远方的人》所写的同名序言中所说：“他为散文诗的创作、研究和出版贡献了他的全部热情。他对于这一文体的发展倾注了全部的心力。[④]

 

一、思想的在场者与行动者

 

置身于现代生活的构架中，“理想”与“远方”等一众词语被空洞和泛滥成具有某种正知见的高尚流行的词汇，其被大众化的能指和过度频繁地使用，使我们不禁反思面包与酒均不贫乏的年代，文学究竟何为？富有挑战意味的是，诗人周庆荣将近几年出版的两部散文诗集分别命名为《有理想的人》和《有远方的人》。在这两部散文诗集中，诗人自主摒弃功利主义写作以及虚张声势的道德假象，放弃抒情的扁平化与随意性，站在意义与精神的高点，书写历史、考量生命、叩寻人类的终极旨归。较之《有理想的人》，《有远方的人》探进事物的表象，直抵精神的内核，以更为自觉和富有批判意味的姿态去拒绝意义的祛魅和堂皇，规避那些缺乏深度的缀饰和抒情。《有远方的人》立足于当下、立足于生命本位，揭开存在的朦胧面纱，从日常生活的纷呈斑驳，从个体生命的细微感受，从宏大主题的当下情怀，从呼唤现代人文精神的内涵出发，对生命现场进行洞悉与批评、审视与反思，思索历史对当下给予的启示，探察远方与“我”的内在连接。

人类历史的进化是文明的进步还是退化，诗人有其智慧而严苛的审判。他以历史的长者的身份、以一个公正的思考者形象在《老龙吟》中对人类曾经的罪孽与卑琐——嗜血的恶虫、幸福的无知者、黑暗中的贫瘠与苦难、暴虐的捕杀与掠夺、文明的野蛮与病态，以及历史的痼疾针砭时弊，鞭辟入里。诗人在疮痍间游走而心生悲恸，他试图通过提出某种解决方案——警示与摧毁来转换时代的危机，并表明“当下的立场”：“一些内容需在火里化为灰烬，而一些臃肿需要风的长鞭抽打。”文字背后所隐含的是对公正、平等与共生的偏倚，是对生命权利与尊严的强调以及对凌空施威者的鄙夷：“一把麦种撒在土地，不争麦子王，只做麦穗。田野幸福，人幸福”；“海水必须不能抬高欲望，不能欺负贝壳。海星星是小生物的信仰，要允许它们自由，鲨鱼不能掠夺它们的营养。”在《有远方的人》中，《老龙吟》是隐喻比较深的作品，它不仅有独特的写作视角，而且有精神的深度，有机智的批判色彩，有内在与外在忧患的省思，类似的作品是真正可以与人类的步伐同行甚至是具有前瞻意义的佳作。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涉及什么题材，周庆荣都善于思考和发现问题，他以行走的过客身份将其批判性、反省性的思维发挥到极致：比如他以相对隐匿的笔法寄托人世的理想境界：“基诺人的人间，热带般暖和，雨水般幸福。大房子是整个世界，社会在世界之外”（《基诺人——西双版纳记一》）[⑤]；或以忍耐与不屑，淡化或消解黑暗的威胁：“这样，经过萃取的九寨沟，就成为我心中土地的定律。良莠混杂的事物尽可以生长，丑恶或者荒芜最多只是一种唠叨”（《九寨沟启示录》）。置身于“良莠混杂的事物”之间，诗人选择返归内心的真实与平静，以赤诚之心思考存在的琐细与具体，以审判者的正义眼光与博大情怀纠正观念的谬误：“从根部还原事物与人的本质属性，舍弃拖泥带水的芜杂的关联”（《积微散论》），反思生命的尊严与存在的本质及意义。

面对生活中的诸多问题，周庆荣没有讳莫如深地做一个清醒的闭目者，而是以“敞开”的方式赓续自己的创作理念，他将整个世界纳入思维体系作为对象进行沉思，于平凡、庸常或伟大、壮阔事物中皆能发现生命的意味。周庆荣走到哪里哪里就有散文诗，哪里就生发诗思，他时而追忆往昔、以古鉴今，生出无限忧思与慨叹，时而以拳拳之心劝诫那些逾越道德底线的行径。毫无疑问，他是深切反观现象的在场者，是试图寻觅和解决问题的行动者。这一方面源于周庆荣对现代和后现代社会中人心世相的忧患，另一方面则源于他对历史与现实、政治、文明关系的精准把握与驰骋纵横。因而，在文本中容纳、转化历史也成为周庆荣面向并回归当下的途径与方式。例如，《数字中国史》将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风云动荡变幻以抽象又具体、模糊而精确的概念与虚指的数字融合为一条数字中国史的谱系：

能确定的数字：忍耐有五千年，生活有五千年，伟大和卑鄙有五千年，希望也有五千年。

爱，五千年，恨，五千年。对土地的情不自禁有五千年，暴力和苦难以及小人得志，我不再计算。人心，超越五千年。

诗人消解了历史的逻辑，重构了历史的意义，他以五千年的苍茫岁月记录五千年的人心与人性、战争与狂乱、伟大与卑鄙、光明与黑暗，追索生活的苦难，拷问生命的意义与道德的尺度。而在《大英博物馆的青花》中，诗人将战争与讨伐的残酷对一个王朝的倾覆以及封建帝制的封闭与愚昧浓缩于一排排青花瓷被掠夺、展览的命运之中，希望祖国以史为鉴，“不能再让这里的青花，等来自己新的伙伴。”书写历史，何尝仅为通今博古的追述与回视？周庆荣以理性的公正思维为历史把脉，发掘历史对当下的启示、喻示或告诫现实生活的走向。诗人说：“历史的元素或气味贯穿作品，而非一定要将我们置身唐宋或春秋战国。历史在当下是有用的，当下也会成为历史，但我们不可能再回到从前，倘若散文诗作品没有历史感，它也就很难走进历史。”（《积微散论》）因此，在散文诗作品中处理历史、融入历史感，而非设境于历史，并以超越尘世者的姿态将历史纳入写作视野，是周庆荣观照、批判并介入社会现实的重要手段，其终极目的是指向当下。

周庆荣对时代与生命意义的现实关怀与精神关怀是动态且持续的，是共时性与历时性并存的，他的目光不仅及于历史与当下，还及于远方[⑥]，他似乎不懂得停留，由此，诗人格外钟爱远方。远方首先是诗人心灵的归宿与栖居地，是朝向未来与希望的所在，诗人借此得以稀释现实的疲累与倦怠，得到灵魂的慰藉：“不需要金灿灿的铜号，系着红布条的那种。仿佛把声音吹成冲锋，我怀念童年的苇笛，抒情的或迷茫的，一声曲调里，水鸟箭一样飞向天空，一只纸船也同时随着水流向远方。”“是的，远方，我依然朴素地需要远方。”（《有远方的人》）然而，远方对于诗人而言不仅仅是“热爱的方向”（《迷雾》），不仅仅是辽阔的“释放出一些空间，好装下更多的未来”（《正午的山谷》）的空间场域，远方还是诗人无限精神视域的延展，它显示出诗人对当下担当与超越的精神向度及气魄—— “在生命不知所措的年代，去想一个远方，好好地热爱，然后，静静地忍耐。”（《九寨沟启示录》）他以极富启示意味的细微物象，将生命与存在的尊严寄寓其间；他通过对时光碎片的精微捕捉扩展永恒不竭的生命韵致，如同山谷“以向下的深度去实现高度”（《积微散论》）。在周庆荣的精神视域中，远方的“诱惑”在于自由的精神、平等的信念、人性的复还、公正的人间；面对颠倒的现实世界，他始终以神圣教徒般的热情与不渝的信念，将规正现实与时代的黑白视为毕生的责任与使命，《飞鸟》中诗人自况为坚韧的超拔者：“它的故土总是遥远，它宿命地飞，地面上一张张网都在说爱它。这些年来，它没有风化成网上的猎物。”“给我一双大的翅膀，给我一副强壮无比的体魄，它说。它要飞向太阳，那里一定温暖，它要把巢建在光芒里，它要远离人间，哪怕被曾经的伙伴与人群误会，它也要把家园迁居到无尚高远的太阳上。”以英雄的气魄和胸怀，诗人选择沉默、隐忍或者爱，从平凡的土地出发，直至完成灵魂的沉潜与对此在的超越。

别林斯基曾说：“任何伟大的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痛苦和欢乐深深植根于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他从而成为社会、时代和人类的感官和代表。”[⑦]诚如周庆荣所说“我希望单纯属于整个人类”（《九寨沟启示录》）以及“还是要爱。而且，爱一个人远远不够。/这是我慎重的决定：尽可能喜欢更多的面孔，直到世界上最后的那个人”（《人生》）。一个有情怀有思想的诗人，他不仅要立足于当下，还要从自我出发，关注社会现实，关怀文明、政治、时代与生命的痛楚，在诸多理智深沉的思考中，《有远方的人》蕴含着一个顶天立地、有大爱胸怀有深广忧思的“大我”的形象——他以坚定的批评意识与审视姿态反抗苦难、战争与强权，呼唤平等、人性与良知（《深渊：真实及虚构》），申明公民的权利与义务（《一只蚂蚁不去批判它的国家》），并对祖国与大地寄予了厚重的爱与殷切的期待（《土地》）……。诗人有意识地拒绝意义的浅表与空洞，真诚地渴盼光明与精神的烈火在人类文明进化中星星燎原。

面对大批量推出的快餐化、心灵鸡汤式的写作，面对大众娱乐传媒强大的牵引，置身于浮光掠影的物欲场和名利场，周庆荣是作为思想的在场者与行动者而存在的。他通过当下与历史、远方与我两个重要的写作维度，挖掘、见证历史的警示，打开生命诗学的空间，超越小我的局限，坚守知识分子独立敏锐的批判精神和诗性情怀。

 

二、关怀与担当                   

 

   如果择取一个比喻来形容周庆荣，那么他不应是一位舟子而是一个坚毅果敢的攀岩者。他不沉湎于个人的慎思书写，而是拓展精神的深度，他的文字既立足于“根部的坚持”（《辩证法》），同时又将命运的嘱托和犀利的目光投向远方。面对现实的贫乏与驳杂，诗人从未在噬人的困境里迷失自身，并始终怀有明确而坚定的“方向感”，其情感的流动是突破常态、向着仿似不可及的理想的高处奔涌。对正义、光明、理想所抱持的笃定信念使他的散文诗作具有烛照人类的精神热度，他于文字层面开辟了一个异常显豁的路径，其诗句浓缩着对世间万物的关怀与担当的气魄。他不仅对处于弱势一方事物的命运格外关注，譬如蚂蚁、萤火虫、飞鸟等，还将整个人类世界乃至宇宙的流转变迁纳入他的胸怀。为此，他质问一切未尽使命的存在：“如果向云层上面望，只有蓝。没有任何杂质的蓝，我不会认为那里就是干净。不食人间烟火的纯净，天堂的意境只为了高高在上地蓝？”（《飞行》）“真正的光必须有温度。在混沌、潮湿和糜烂之上，光明，一定要有明确的态度。……我希望光明有所作为，比如，它让人温暖，让事物热烈，让阴暗和晦涩永远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想到阳光》）他总是带着温情去注视他所爱的事物，并“关怀一切需要关怀的”[⑧]生命。在这种有温度的关怀背后潜藏着一种个人感受与表达的“阻滞”，他的文字兼具一种将读者引向深思的“破坏”效果，从某种阅读的角度而言，这给读者真正理解周庆荣的散文诗带来相应的难度——他避绕直书诗思与感怀，宁愿以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去恳切地警醒。这源于诗人对人类苦难和历史荒谬的疼痛感，对社会时弊严正而慎独的道德判断，他自觉地肩负起对一个社会乃至整个时代的书写使命与有温度的关怀，他以坚执担当的知识分子情怀，逼视自我的理想主义，辨析正义的真伪，审视远方的意义。

作为一个智识群体，知识分子向来被社会与公众寄予厚望，然而现实境况中他们也因未对社会产生应有的效用而遭到指责。知识分子应负有怎样的社会责任？这个问题对于周庆荣来说并不是一个需要论辩的道德难题，他的知识分子情怀本于良知与理性的普世价值观：他首先斥责独善其身的做法，倡导爱与关怀——“这一尘不染的心，如果没有血肉，没有温度，世界上许多的不幸你就可以无动于衷？”（《水晶心》）；同时也强调知识分子绝不能与黑暗同流合污，他主张以强大的意志、纯正的品质去对抗身边的黑暗——“在污泥中，在深处，藕，坚持。如地狱里最后的净”（《藕》）；而更为重要的是，知识分子应该保持坚定的独立精神与批判意识，维护真理并积极地介入现实，以其对事实的敏锐的把握与判断对现实作出回应：“佛音的悲悯，抑或道家的清修，往往删除了万水千山，是啊，不能对滚滚红尘熟视无睹。……我比很多人都更加憎厌儒家的迂腐和纲常的无聊。但我赞成这条河流告别少女时代，入世，而成为母亲”（《关于黄河》）。在现实中，诗人不甘做漂浮的理想主义者——“胸怀不只是说说而已，它需要在实际生活里生根并检验”（《积微散论》）；不被命运和标签所归类——“近处的和身边的，我不会以革命者的姿态去摆脱。我画了无数地狱的草图给暴戾者和恶棍们看，我还画了红苹果和红草莓给旅行中饥渴的人。”（《有远方的人》）实际上，周庆荣不仅提出了对知识分子的要求与规约，他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就是在理性和良知中坚持、抵制，主动地承担国家与社会的责任，自觉地关怀生命，呼唤健康的人性，参与到平等与民主的建设中： “握笔的手呵，从此不写苦难和屈辱，不写仗势欺人，不允许垂头丧气和走投无路，只写平凡与喜悦，写人性的善，写些憧憬写成理想的模样。”（《湖笔》）

亦如笔者在本文第一章所言，周庆荣始终保持着清醒的批判意识和审慎的态度，在他的散文诗中，更为准确地说在他的思想中，建构了一个超脱生命迷雾的英雄的形象，这不是普泛意义的英雄，而是勇于自我审视的省思着的英雄，是直面现实的琐碎与无奈的真实的英雄，是偏袒生命、有温度有热力的英雄，是迎接涅槃、追求自我新生的有气魄的英雄—— “潮湿和阴暗蔓延在天空下，想念一把火，它烘干我体内的这些恍惚，然后燎原地烧开去，一切干爽后，再腾起灼人的光芒”《迷 雾》。诗人自信地说“不是山谷里的黑包围了我，而是我打入了黑暗的内部”（《山谷里的黑》），这一份主动的担当与突围，其间浸透着温情与拯救弱者的爱：“需要雄鸡的大声歌唱，唱白天下。事物在夜间认真生长，它们有的缓慢，有的遇到了困难，而更有一些甚至在遭受误解与不公。它们因此也在注视这只雄鸡，等它的惊天一鸣。/不能再迟疑了呢，雄鸡自言自语。在场景丰富的高坡，它引亢。/接下来，是普遍的光明和真相？”（《雄鸡——观徐俊国同名油画》）出于历史的规律与惯性，诗人对“英雄”的解救力与命运抱有某种犹疑：“英雄只能睡在露天里，历史的暗处，悬挂数把锋利的刀子，它们善于等待，每个时期总会等来几颗英雄的头颅”，但英雄的“原则混合着希望，乱七八糟的落叶不象征绝境”，他的志向与抱负是“推翻一切冷的，旧秩序”（《英雄，在光芒下醉去》）。诗人将自身物象化为不畏惧蚀心焚骨的锤炼的一块玄铁，它以焠炼自身承诺世间的光明，坚韧地承受自我毁灭的命运：“火中走出的玄铁秤出人心的重量，浮云没有自重，所以它们在飘。/而且，玄铁还不怕黑暗。/它见识过有温度的光明，然后含蓄并加以凝固”（《玄铁》）；诗人勇于跳出个体存在的局限，以浴火重生的壮丽迎接命运的挑战：“潮湿和阴暗蔓延在天空下，想念一把火，它烘干我体内的这些恍惚，然后燎原地烧开去，一切干爽后，再腾起灼人的光芒”（《迷雾》）。

如果说，在《有远方的人》中，关怀与包容，承担与自我超越是“在一种无名的状态中”（海德格尔）自为自然地呈现出来的精神向度，那么哲视[⑨]是诗人出于理性选择自主去关怀和审视世界的方式。周庆荣是博览群书的人，他喜欢读史——正史野史不做分类，在中国诗人中能将《二十四史》细读完的并不多见，周庆荣做到了；他喜欢哲学、神学、经济学和社会学……广泛的阅读奠定了诗人深厚的人文积蕴，建构起阐释问题的多元维度，也助使他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关注“当代知识分子丰富而繁复的心路历程和价值观念。”[⑩]周庆荣善于以思辨的视角从别人熟视无睹的地方发现问题——先静观地呈现，随后以诗思做牵引、辩证的演绎事物表象背后的深邃的内涵，从日常的真实中理智地融入个体实践的经验直逼深度的真实，对不同时期的文化症候他有极富远见的理解和判断。以哲视的方式批判自我，审度外部，由散文诗集《有远方的人》我们可以看到周庆荣的散文诗写作完全跳出单纯的技艺修炼[11]，在技巧与美学之间建构起紧密的辩证关系,诗善巧地连接了内在的视点和外在的行为，极富隐喻和哲理色彩，从容而富有深度地变现着诗人的“当下的立场：忍耐或斗争、高尚或卑鄙、闲混或奋斗。”（《积微散论》）

 

 

三、抵及语言内部

《有远方的人》体现出周庆荣一贯秉持的语言风格，即用最简洁凝练平实的词语穿透物表与心识，抵及语言内部，藉由词与词的撞击表达创造性写作的意味。

几乎不用细读这部散文诗集，读者凭直观就可以感受到行文间词语铿然敲击的力度，犹如金属击打坚硬界面发出的声响，这与周庆荣惯于使名词动词化、或借用名词的动词意蕴以及词与词陌生化的搭配不无关联。诗人对语言的处理方式，拓展并深化了词语的意义，它们嵌入生命与时间的流动中，以此抵制那些苍白、漂浮掠现的语言，恰如诗人自己所言“深刻的语言嵌在皱纹里”（《年老时的爱情——在一幅油画前》）。周庆荣对散文诗语言审慎的探索精神使得他的文字回音嘹响，有动感和姿态，并时时生发出直戳平静的震憾效果——“以奔腾的方式遭遇墙壁，该镌刻下怎样的语言”（《奔腾》）？诗人不经意间“感受阳光的直截了当”（《正午的山谷》）、突发奇想“黎明是天的俏皮，是光明对黑暗的一个小动作”(《黎明》)、而“欣欣向荣是可以内敛的”（《冬天》）……一幅幅神肖而又静中有动、动中有静的画面铺展出鲜活的意义。那些突发奇想、从生命中生长出来的通感“长在麦穗上的酒，喝得英雄如芒刺在身。远方的云丰满，地面上各种气流激荡在他头顶”也被诗人对词语的活用而灵通富有生气。不经意间，诗人又惊鸿一瞥，“天空站在他的面前”，而“清明后的风筝，温度停在了那里”（《英雄，在光芒下醉去》），“一切与黑暗有关的存在，被歼灭或者在光明里羞愧”（《黎明》），“我们一起冷，平等地冷”（《冬天》），直至去“专政那些逐利的冲动”（《土地》）……。朴素的语言因于不平凡的组合，却给我们带来被电流直击的阅读颤栗。此外，诗人常常选择对立的词语舒展主题，清与浊（《黄河》）、噪闹与静默（《鼓声》）、坚持与易折（《藕》）……透过一组组相对属性的词语（或意象），营构富有张力的美学空间，而文字在意义的空间中或深化或解构，或游走或根植。

在周庆荣的书写习惯中，还有一点不能忽略，即频繁使用第一人称代词，“我”和“我们”是周庆荣散文诗中经常使用的人称代词，分别在《有远方的人》中出现996次和386次！两个所指不同的第一人称代词在行文中频频掺入，一方面再次佐证了诗人当下写作的在场感、主体情怀、对生命的尊重和理解；另一方面，诗人模糊了“我”、“我们”的特质身份，在丰富语言媒质的同时，延伸了“我”、“我们”的多维度的含义和指涉：“我”、“我们”介于个体和群类之间，诗人时而指代大我——我们的类群概念，时而指代小我——生命的主体性、个体性。它们并无抵牾，有些“我”指向的是“我们”，有些“我们”侧重于“我”：“不管我们怎样表演，人们想看到的还是我们在表演之外的重量、格局、高度和情感纯度。//……我们历尽千辛万苦，叫着‘芝麻开门吧’，门开了，里面或空空荡荡。我们失望么？还是沿用经验式的安慰：我们的快乐在于行走本身。”（《积微散论》）

“这一次，我站在画外。如果我有别的去处，我会先留下泪水。//我们一生积极向上，和谐地老去是众人的权利。假如画面的意境是世界的真实，我会独自饮酒，庆贺这伟大的进步。……他们中间有的因为无法控制自己的心跳而英年早逝，是的，他们没有与我一起老。我们没能一边嘲笑所谓的功名利禄皆为空，我们抚琴焚香，吟这即兴的诗句，挥毫写下岁月的字句。”（《我们应该这样老去——观戴卫画<九老图>》）由上可见，介于主体性与超主体性的两个极端，诗人丝毫未有角色转换的摇摆不定，无有悖谬纠结和变换迁移感，诗人无拘无束，自然而然地转移笔锋，两个原本互相颠覆的人称指代，在周庆荣的笔下交替、参差混合使用，没有隔界也不需要解释说明；看似主语模糊，实则变幻了指示方向的多向度，扩大了言说“面向”的深度和范围。在我看来，这一语言特质既体现了诗人处理个体经验、时代经验、文学经验的气魄，又体现了诗人的“大我”情怀和主体身份的多面性隐喻，尤其暗合了诗人本自不替任何人代言的意义化写作的旨归。

人称研究最易于彰显主体写作姿态，也是剖析周庆荣的散文诗创作格外有效的切入视角。在散文诗集中，与“我”、“我们”常常并置的是第三人称的主语，表达了诗人的选择与坚守，较之“他”、“它”或“他们”、“它们”，“我”、“我们”彰显出亲切、果决的主动姿态：“鼓声遥远就遥远吧，一百年后，他们的声音里有我们的往事，在阳光照耀的大地上”（《鼓声遥远—同题赠耿林莽老师》，鼓声与“他们”和“我们”的声音交织出沉雄辽阔的生命感。

周庆荣没有将散文诗当作不分行的诗写，他格外重视散文诗语言的精神意义：“我更热爱土生土长的自己熟悉的语言表达方式。在这种表达的选择下，自己变得无处藏身。文字深处有无名堂往往一目了然。我宁愿自己黔驴技穷，也不忍心让读者面对文字时而蒙羞。”（《积微散论》）除去语言，节奏亦是周庆荣对散文诗艺术形式进行探索的一个方面。诚然，较之于诗歌，散文诗不分行，但这并不意味着散文诗就可以理所当然地忽略韵律和节奏。我始终认为：优秀的散文诗必然有内在的音乐节奏和语言的韵律美，周庆荣的散文诗，强化了我的这一观念。《有远方的人》回响着抑扬顿挫的话语节奏和思想流动的音拍，熟悉周庆荣的人不会陌生于这种言说节奏（亦如其说话的节奏），不认识他的人通过阅读他的散文诗可以很快捕捉到内蕴在行文间的鲜明的节奏感，这种跌宕延绵的情感节奏并未因未分行的长句子而被淡化，比如，他对抒情的处理格外慎重，把它蕴涵在语言的深处，让情感自然弹奏出内在的旋律：“而抒情，多数人认同一看就有情感倾向的表达。我更喜欢‘冷抒情’，这一点，在读王西平作品时，我曾同他交流过。把表面的抒情压在文字深处，由读者读出你的情感倾向，往往会更有效果”（《积微散论》）。《有远方的人》语言饱含情感，浸透着诗人真挚的意绪，有的宏大到可以涵盖生命万象，有的微小细碎到细枝末节，情感的经纬交织跌宕，起承自如，节奏和韵律自然呈现，这恰恰暗合了戴望舒在谈及诗歌的韵律时援引昂德莱·纪德的观点：“语辞的韵律不应是表面的，矫饰的，只在于铿锵的语言的继承；它应该随着那由一种微妙的起承转合所按拍着的，思想的曲线而波动着。”[12]对于散文诗的艺术形式，周庆荣始终在自觉地进行反省和考量：“对散文诗的外在形式谈论好久，它没能解决散文诗作为一种文体存在所遭遇的诸多问题。对散文诗内在的无限可能和更大的可能进行探索和关注尤显重要。”他敏锐地意识到“日常情绪的真实和大情怀容易导致的空乏，中间的边际取决于写作者自身的选择能力和生命能力。”秉持着极为严肃而认真的创作观念，周庆荣做到了诗思与形式的融合，其散文诗中流露的诗情吻合了诗人的个性风格——沉稳冷峻，这种节奏恰切并应对了诗人常常与子夜[13]互审、对视的独语；这种节奏时而铿锵跳跃，时而从思想幽微处倏然间制造和穿插格外有分量的重音；时而平和静谧、喁喁絮语；时而对峙辩驳、穷尽拷问；时而戛然跃立，迅猛抨击，振臂而呼。至此，一位理智、真诚、激情盎然地行走于诗思和诗性天平上、从“玄铁”的熔炉中跃然而出的诗人站在我们面前。

“散文诗，对你，我大胆地说出热爱”（《积微散论》），好的文本一定先出于作者对这一写作文体的无条件的热爱——深沉诚挚，从发现到“经营”和“操持”、直至批判反思和投入，这其间每一个环节都不能被省略。毋庸置疑，在中国当代散文诗界，周庆荣是一位可以坦诚、大胆、真挚、自信地对散文诗说出“热爱”的诗人！

（1）《有远方的人》，周庆荣著，春风文艺出版社2014年7月版。该散文诗集共分为六辑：前五辑收录作者2011—2013年创作的111章散文诗新作；第六辑“积微散论”收录了作者对散文诗的诗学思考和杂感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