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艾青月文论特辑（二）|骆寒超：艾青的抒情个性
 
 
 
 
艾青的抒情个性
骆寒超
 
 
艾青在《诗人论》中曾这样说过：
 
每个诗人有他自己的一个缪斯——
惠特曼和着他的缪斯散步在工业的美利坚的民众里……
马雅可夫斯基和着他的缪斯以口号与示威运动欢迎“十六年”的到来……
叶赛宁的缪斯驾着雪橇追赶着镰刀形的月亮……
凡尔哈仑的缪斯则彷徨在佛拉芒特的原野，又忙乱地出入于大都市的银行，交易所，大商场，又在烦嚣的夜街上，像石块般滚过……
 
这里的“缪斯”是对诗人的抒情个性与艺术风格的综合称谓。也就是说：艾青认为诗人必须具有自己的抒情个性与艺术风格。
那末艾青具有自己的“缪斯”了吗?回答是肯定的。
但他通向“缪斯”之路，是既艰难又富于特色的。
如果承认诗是情感的产物，没有情感就没有诗，那末艾青在通向“缪斯”之路上，首先从自发到自觉，渐渐地形成了自己的情感个性。
艾青的情感个性是由哪些要素构成的呢?由于童年时候艾青就被算命的说成“命硬”，要“克父母”，因而遭到家庭的遗弃，在贫妇大堰河家里奶大。这使他从小就切身体验了下层劳动者被剥削受欺压的苦难命运，“感染了中国农民的忧郁”；而当领回地主父母家后，他依旧是家庭中地位最低的，受父亲无情打骂，被全家歧视。这种不愉快的童年生活，促成他从小时起就本能地同情受压迫者，滋育出捍卫人性尊严的人道意识，而对社会无道、人间不平又会激起愤慨，产生了谋求自由解放的反抗情绪。后来在念初中时，他又无意中接触到一本《唯物史观浅说》，使他第一次获得了以阶级关系看待社会问题的观念。在这以后艰辛的人生历程中，消灭阶级、世界大同的共产主义理想终于一步步消融了他单纯的民主主义要求，形成了崭新的真理人生的世界观，同时也形成了一条能贯穿他一生行事的线——依靠劳动人民，走革命的路，为绝大多数受压迫者求解放而斗争。如同他自己所说的：“正因为这样，我当年对人类前途就充满乐观的信念。我曾经这样想，即使自己消灭了，又怎么样呢？——人类还是在发展的吆！”因此，他敢于在“大夜弥天”的1930年代初，毅然投身左翼文艺运动，以致在铁窗下度过了三年的囚徒生涯。民族的灾祸、人民的疾苦、个人的积愤，使他对光明、美好的时代怀有强烈的渴望，而“即使自己消灭了，又怎么样呢？——人类还是在发展的”这一股潜在的情绪，又使他始终憧憬光明，对未来怀有坚定的信念。因此，对黑暗苦难的忧患感受、叛逆抗争的骚动情绪、自由光明的神圣信念——这三方面的心灵感应，对艾青来说显得分外敏锐，它们也就构成了艾青情感个性的三要素。
艾青曾说：“一切都为了将来，一切都为了将来大家都好好地活，就是目前受苦、战争、饥饿以致于死亡，都为了实行一个始终闪烁在大家心里的理想。”还认为：“属于这伟大和独特的时代的诗人，必须以最大的宽度献身给时代，领受每个日子的苦难像是那些传教士之领受迫害一样的自然，以自己诚挚的心沉浸在万人的悲欢、憎爱与愿望中。他们(这时代的诗人们)的创作的意欲是伸展在人类的向着明日所发出的愿望的面前的。唯有最不拂逆这人类的共同意志的诗人，才会被今日的人类所崇敬，被明日的人类所追怀。”
这些话显示着：艾青情感个性三要素中，自由光明的神圣信念——对人类的明天所寄托的希望，是黑暗苦难的忧患感受、叛逆抗争的骚动情绪的必然归宿。
艾青体现黑暗苦难的忧患感受、表现叛逆抗争的骚动情绪，差不多都会涉及到黎明、太阳或火——对这些“光”的联想。因此，在他的诗篇里，“光”的意象千姿百态、瑰丽动人，总比他表现黑暗苦难或叛逆抗争的意象更有诗意的深邃与辉煌。《吹号者》里，他把“黎明”比做“时间的新嫁娘”，乘着金色轮子的车辆，从天边滚辗而来，而我们的世界为了迎接她，已在东方张挂起万丈曙光，让天地间举行最隆重的典礼——那真是天上人间融成一片的金碧辉煌、华美壮丽，于喜庆的热闹中笼着一点神秘感，藉以暗示未来的时代必然无比光明美好，大大地丰富了为正义而献身的崇高主题。在《晨歌》中，把太阳幻化为金色的大鹏，扑腾着那光的翅膀，邀游在“圣极的海洋”“无风的沙漠”“阿尔卑斯山之巅”；在《迎》里，更把太阳设想为骑了金黄鬃毛的马，浑身闪着金色的光芒，从山背后向山巅疾奔而来，从松林那边的旷野上驰骋而来……太阳被表现为天马行空般所向无敌的巨大形象，有囊括天宇、气吞汪洋的气概，使人感悟到光明时代的来势谁也阻挡不了。诚如18世纪意大利思想家维柯所说：“人心的另一特性是：每逢人们对远的未知的事物万能罗成观念时，他们就根据近的习见的事物，去对它们进行判断。”艾青正是根据近的、习见的自然界光明现象，来对远的、未知的时代进行判断，藉以体现他对光明必能到来的信念。
情感个性是决定抒情思路的基础。艾青以向往光明为核心的情感个性三要素，也决定着他在创作中以向往光明为逻辑中心，使三条抒情思路之间形成了独特的结构和结构规律。
在艾青一些主题各不相同而具有代表性的诗篇里，抒情对象总是环绕一个以“光”为象征内涵的对象作核心，结构成有机的抒情建筑群。具体说：这样的抒情结构可以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凡以抒唱自由光明的神圣信念作为逻辑起点的，其抒情思路必然由此出发推移向黑暗苦难的忧患感受和叛逆抗争的骚动情绪。《向太阳》是这类抒情结构的典型。这首诗如他所自述的，“是以最高的热度赞美着光明、赞美着民主”。全作由“我”奔向太阳贯串起来，因此奔向太阳是抒唱的逻辑起点，但“我”从光明的感受出发，首先联想到的是血雨腥风的黑暗祖国和家破人亡的苦难人民，以及自己忧患到几近绝望的心境——这在“我起来”“昨天”两章中表现得十分感人。如：“昨天／我把自己的国土／当作病院／——而我是患了难于医治的病的／没有哪一天／我不是用呆滞的眼睛／看着这国土的／没有边际的凄惨的生命……／没有哪一天／我不是用呆钝的耳朵／听着这国土的／没有止息的痛苦的呻吟”。这就是推向了黑暗苦难的忧患感受的真切表现。其次，他联想到中国人民终于发出最后的吼声：反叛!于是有对撑着拐棍的伤兵们为国捐躯的赞颂，有对为抗战募捐而进行着宣传活动的少女，有对吃不饱、穿不暖仍加紧生产以支援前线的工人、农民的赞颂，也有对日夜操演着杀敌本领的士兵的赞颂。在这场抒情思路的继续推延中，显示出整个中华大地亿万人民叛逆抗争的骚动情绪。这样一条逻辑推延线显示着严峻的现实主义始终在规范着艾青诗歌中的情感导向，即我们的时代要通向光明，必然要经历无比艰难曲折的过程：亿万人民在黑暗痛苦中煎熬，在奋起抗争中流血献身。
《火把》等著名诗篇也如此。
再看第二类，凡以抒唱黑暗苦难的忧患感受作为逻辑起点的，其抒情思路必然由此出发推移向叛逆抗争的骚动情绪和自由光明的神圣信念。《我爱这土地》是这类抒情结构的典型，它写于抗日战争进入最残酷、艰苦的阶段。艾青在诗里唱出了对灾难深重的祖国母亲的爱，他说他要像一只鸟一样“用嘶哑的喉咙歌唱”如下几个祖国大地上必然会出现的对象，以及他从这些对象上激发出来的情感：一、“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以及由此而生的黑暗苦难的忧患感受；二、“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和“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以及由此而生的叛逆抗争的骚动情绪；三、“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以及由此而生的自由光明的神圣信念。这三类有关祖国命运的对象以及他对此所怀有的几种情感的排序十分值得我们注意，体现着艾青对祖国所作的歌唱是：从灾难痛苦到奋起战斗，再进入一片光明。由此可见，艾青诗的抒情结构中有一个引入注目的特点：灾难也罢，痛苦也罢，总是暂时的，通过反叛抗争，最终必定有一个自由光明的结局。
《吹号者》等著名诗篇也如此。
所以这两大抒情结构各有特点：第一类是从“光”的感受中去体察和反映严峻的社会现象，从而对新时代的神圣憧憬作了战斗的现实主义展示；第二类是从战斗的社会现象中去感受和抒唱光明的感受，从而对严峻的现实的发展前景作了光明的浪漫主义渲染。
艾青诗歌创作中的这种抒情结构所显示的规律，也体现在他一生的创作生涯中。由于各个阶段抒情的侧重面不同，其抒情结构形成了两大体系。  
从1932年开始写诗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是艾青创作的第一个阶段。
这阶段的创作是从表现黑暗苦难的忧患感受出发的。他写了如下几类诗：第一类，表现的是一个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被压迫、受凌辱以致到处流浪、长年监禁所引起的痛苦、忧郁、愤怒和渴望自由的情绪。如《芦笛》《画者的行吟》《马赛》《铁窗里》等诗所显示的；第二类，表现的是广大劳动人民在三座大山压迫下家破人亡、走投无路所引起的痛苦、阴郁、茫然和仇恨的情绪，如《大堰河——我的保姆》《透明的夜》《卖艺者》《死地》等诗所显示的；第三类，表现的是广大人民——也包括诗人自己在黑暗势力的高压下所激化的情绪，首先是反叛抗争的情绪，写在狱中的叙事长诗《九百个》表现得十分强烈；其次是流血献身的情绪，以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一圣经题材写成的《一个拿撒勒人的死》很突出；第四类，表现的是通过叛逆抗争和流血牺牲必然会迎来自由光明的未来时代，《春》《煤的对话》《太阳》等就体现了这种神圣的乐观信念。
所以艾青第一阶段的创作，揭示社会黑暗、人民苦难的诗和叛逆时代、献身抗争的诗，是和渴求自由、憧憬光明的诗以一种因果关系结构在一起的，而后者则是前者的必然归宿。
从抗战爆发到1941年3月，是艾青创作的第二个阶段。
这一阶段的创作也是从表现黑暗苦难的忧患感受出发的，还可分为《向太阳》时期和《火把》时期两个创作高峰。
《向太阳》时期艾青写了如下几类诗：第一类，是艾青1937年底到武汉和1938年初去山西临汾期间写的诗，如《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北方》《手推车》《乞丐》等，表现战乱中祖国遭受的灾难和人民流离失所的痛苦。不过，他在北方并不只看到悲哀，“在风沙吹刮着的地域，我看见了中国的深厚的力量，当每次列车运着无数的士兵与辎重与马匹驶向前线时”“更看到了民众的力量在无限止的生长，扩大到任何一个角落”。因此他又写下了另一批表现中国人民奋起抗战，以战斗求生存、得解放的诗，如《风陵渡》《车过武胜关》《除夕》《街》和长诗《他死在第二次》等，而“在这种新的信心里”，他又“写了《吹号者》，以最真挚的歌献给了战斗，献给了牺牲。”“写了《向太阳》，以最高的热度赞美着光明，赞美着民主。”以此完成了这阶段的第一个创作高峰。1938年秋天，艾青因武汉大撤退而辗转至衡山、桂林、新宁，后来又去了重庆，在所谓的大后方，他又面对旧中国农村在三座大山压迫下残败的景象，也切身感受到当局消极抗战、曲线救国、压制人民民主的社会现实，迫使他的诗思既关注民族战争，又注目阶级矛盾与民主斗争。这时他写了如下几批诗：第一批写荒芜的山野景色和穷苦的农民生活，如《旷野》《冬天的池沼》《船与船夫》等，渗透着深沉的哀怨之情。第二批写大自然景物，用以象征人民大众在黑暗的现实中不甘屈服的坚韧精神，如《山毛榉》《灌木林》等。第三批写战略相持阶段广大人民团结一心，力抗抗日逆流、维护爱国民主，如《树》《火把》等。特别是《火把》，以万千火把大游行的壮丽场面来渲染人民民主团结的力量，赞美这种力量能“使黑夜从这里逃遁”的斗争精神。第四批写光明的未来一定会来到的信念，如《解冻》《太阳》等。综合这第二阶段的创作，虽分两个高峰，但总显示为从表现黑暗灾难的忧患感受出发，推向奋起抗争以求光明前程——这么一条抒情思路。
由此看来，艾青第一、第二阶段的创作，属于同一种抒情结构体系。
再看第三阶段，即从1941年3月艾青抵达延安起到全国解放这几年的创作，那是从自由光明的神圣信念感受出发的。
艾青抵延安后感到自己“才算真正看见了光明”，在一种诗人乌托邦色彩的浪漫激情支配下，艾青写下了《古石器吟》《向世界宣布吧》《太阳的话》《给太阳》《野火》《播谷鸟集》《黎明的通知》等，唱出了陕北人民翻身得解放的感受，有一种“光明世界的喧噪声”。但他又清醒地看到在敌占区、国统区广大城乡人民还在经受着种种苦难，民族独立、人民民主远没有得到实现，因此他又写了《献给乡村的诗》《村庄》《古松》等，对旧中国农村的闭塞、落后和农民的不幸命运作了悲哀的抒唱。而光明世界和黑暗世界鲜明的对比，又激发起艾青的激情，用血的代价来捍卫自由光明的新世界，因此他又写了《雪里钻》《起来，保卫边区》等诗。从这里可以看出艾青没有在光明的世界里忘乎所以，光明是和黑暗对立地统一着的，要扩大光明，就得时刻想着周边环境依旧是黑暗苦难的，要消灭黑暗与苦难的存在，只有奋起反叛抗争，不怕流血牺牲。
从新中国成立到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这8年是艾青创作的第四个阶段。这时他总的倾向是讴歌光明，如他自己所说的：“我的心是阳光满照的海洋。”因此他下决心要“为新的日子歌唱”，写了大量歌颂新社会新生活的诗。这时他还没有感悟到“光中也有暗”的道理，却能正视外部世界还存在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殖民地人民的苦难，所以他面向世界，写了《维也纳》《一个黑人姑娘在歌唱》《黑人居住的地方》《我的阿非利亚》等诗，为殖民统治下的被压迫民族寄予忧患之情，同时也写了《亚细亚人，起来》《千千万万人朝着一个方向》《大西洋》等诗，以高昂的情绪歌唱反帝反殖民侵略。这些诗在血与火的斗争光辉照耀下，庄严雄浑，洋溢着受压迫者定会获得解放的乐观精神。
综合第三、第四两个创作阶段的情况可以看出：它们同属于艾青又一种抒情结构体系：立足于自由光明的神圣信念，推向黑暗苦难的忧患感受和叛逆抗争的骚动情绪的抒发。
从以上艾青两大抒情结构体系的分析中可以归纳出几条结构规律：一、艾青总是在为时代而抒情，总是在用全身心体察着和时代有必然关系的三类感受：黑暗、光明和斗争，并且缺一不可地环绕于每个特定时代进行抒情；二、艾青用悲郁的调子抒唱黑暗苦难的时代时，决不失去对未来必然会光明的信念，他懂得顶着大夜弥天的黑暗，通过战斗的路，定会争取到光明的真理；三、他用欢乐的心情抒唱光明的时代时，也不会忘记光明之外还有着黑暗，他懂得要保卫光明，就要忍受特定情况下的苦难，以顽强的战斗去消灭黑暗；四、光明始终是他抒情的核心。
从1932年起可以让艾青大大地进行创作的岁月有半个多世纪，但是，他竟有整整20年——一生中最好的创作年华被迫中断了创作。在此之前，他对于“甚至暗中也有光”的感受是强烈的，认识是深刻的，但对于“甚至光中也有暗”却一直认识不足，他把延安根据地和新中国内部几乎是写成绝对光明的。在那些诗篇里，凡光明向黑暗、灾难和痛苦推移时，艾青所揭示的黑暗，其实只是存在于特定的光明世界之外的，似乎他仅仅意识到“光外还有暗”。但经过20多年默默无闻和流放戈壁的痛苦生活后，他终于感悟到：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光明世界的内部，也还是有阴暗面存在着。人民所受到的一桩桩血的教训，也迫使他去深入思考：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光明时代内部，到底存在着什么性质的黑暗、灾难和痛苦。这就使艾青在“归来”后所写的诗中，抒情结构已有了新的调整。
艾青自己说过：“我到现在为止，还是相信马克思主义”“到现在为止，我们也还是要相信社会主义，它能比较快地引导中国走向幸福”。因此，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艾青个人纵然受过多年的压制、打击和流放，却仍然认为今天的社会是他年轻时憧憬过的光明时代，所以他始终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赞歌手，这从“归来”以后所唱的第一支歌——《红旗》开始，一系列诗篇都可以证实。不过，经历过十年浩劫的他，毕竟无法规避这个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光中也有暗”的事实了，同时也无法抑制他发自内心的愤怒，于是他采用各种抒情方式写了不少揭露这场浩劫的诗篇——如《听，有一个声音》等。
可贵的是艾青这第五个创作阶段的抒情结构始终显示着这一点：他既不是盲目而令人肉麻的赞歌手，更不是抑郁悲观的哀歌者。他既看到光明，也看到光明中的黑暗，更看到黑暗中的光明。由此写成的诗如《光的赞歌》《在浪尖上》等，就显得成功。
我们通过对艾青这一阶段的创作分析，可以看出：他的创作基本上保持着我们上面概括出来的四条结构规律，只不过对其中的两条有所修正和深化。首先是由于诗人深切地认识到社会主义时期，“光明”是要建筑在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上的，是有赖于民主和法制保证的，而黑暗和抗争的含义也与以往各个创作阶段极大不同，这就自觉地修正和深化了第一条抒情结构规律。而这一场修正也必然会牵涉到第四条规律，要赋予新的内容：在抒唱光明时不仅不忘光明以外有黑暗，还更着眼于光明之中有黑暗，抒情结构规律的这种新修正，说明艾青的诗歌创作始终与时代步伐合拍。
这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精神。
 
 
 
骆寒超：浙江诸暨市人。诗学理论家、研究员、教授、博士后导师，曾任浙江大学第一届中文系主任，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理事。出版有《艾青论》《20世纪新诗综论》《中国诗学》等专著；2010年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十二卷本《骆寒超诗学文集》，曾获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一项，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一项、二等奖两项；2017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两卷本《骆寒超诗论选集》。1991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现主编大型新诗季刊《星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