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的三个维度

孙晓娅

   本文从生活、社会、心灵三个维度，探究诗歌的生成、意义、艺术本质，呈现诗歌功能的多重性和复杂性。

从生活中来，让生活得以重生

如艾青所言，“生活是艺术所以生长的最肥沃的土壤，思想与情感必须在它的底层蔓延自己的根须”。生活是艺术的基础，作为人类最久远的语言艺术形式，诗歌早就从人类先民的生活中开始。《淮南子》曰：“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礼记》载《伊耆氏蜡辞》曰：“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从中国古代的这些文献记载来看，诗歌从它出现的那天起就和人们的生活实践息息相关，表现生活的内容，交流生活的情感，表达生活的愿望。作为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的《诗经》，就是当时人们生活最生动、全面的展现。从楚辞、汉乐府到唐诗、宋词，源自生活关注生活又表现生活，已经成为几千年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甚至成为生活的一种方式。步入现代社会，这一传统得到了新的发扬。语言的革新促使诗歌具有了更加浓郁的现代气质。诗歌深入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将生活日益审美化、哲理化、寓言化、陌生和亲切化，并在现实中扮演愈来愈多的角色。

上个世纪初，田汉曾对西方的“Poetry”进行过语源学分析，得出“诗”即“创造”，诗人即“创造者”。这是现代人对于诗歌艺术特质的更深一层的认识。这意味着人们不仅“在平淡的日常生活里发现了诗”（朱自清），还应该发现高于生活的诗意，进而审视、省思生活的内涵。因而，耐人品读的好诗绝不是简单的表现生活，而是富有意味、个性、深度的创造。在当代，关注和介入生活的角度与方式是一首诗成败的关键，也是诗人主体性、想象力、创造力的体现。当代汉语诗歌，不乏优秀的诗作，它们在反映和干预生活方面，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细节化、个人化、介入性、多样性，比如：《停电》（西川）、《尚义街六号》（于坚）、《动物园》（萧开愚）、《搬家》（孙文波）、《歇晌》（蓝蓝）、《田园诗》（王家新）等。这些诗歌以智慧的方式提炼经验、超越轻与重的分别、纯净日常的繁琐和平庸，发现细节与生存的隐喻；在深入生活内核的同时，以敏锐的目光、虚构中的想象去洞见生活的本质，解构虚无或意义，剥离迷惑与假象。当代优秀的汉语诗歌在深掘、感悟、启迪生活的同时，亦可揭示、责难、反抗、鞭挞、背弃生活；在激励人们的生活意志的同时，可以将人们引向另一种生活的界面；在沉淀经验、唤醒个体记忆、延伸瞬间情绪的同时，亦可传递集体的无意识与文人的“怀抱”（闻一多《歌与诗》），直至穿透现实、事物和历史的表象，展开生活的可能，最终让生活得以重生。

社会责任与担当

诗歌不止于纯粹的艺术，还兼具社会责任，孔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希尼在《诗歌的纠正》一文中承认“诗歌的功效等于零”，随之又中肯地指出：诗歌“在另一种意义上它是无限的”。确然，诗歌不像政治、经济、军事那样，直接干预和改变人的现实命运，但却潜移默化地影响和作用于社会。尤其在当下，网络、多媒体信息已经紧密而深入地进入社会诸多领域，诗歌的创作平台和传播、接受途径愈加多元。诗歌文体特性决定了它迅捷醒目的传播效果——它可以协调公众的注意力，用轻灵的文字表达沉重的主题，传递正能量，触及社会热点问题，凝聚、感化、激发民心，甚至可以改变读者在社会中的存在方式、意识观念等。

诗歌对社会的担当是广义层面的，一旦概念化就局限了它的丰富性：首先，诗人应该秉持社会责任感。历史上伟大的诗人都具有“时代重器”或“国家重器”的形象，他们是时代的先驱者，是担负社会责任的“道义”者，诗歌是他们与社会同呼吸共命运，将真理传播世间的产物。其次，诗歌对社会的担当深而又广，它决不局限于哪一个具体的方面。诗歌可以怨刺上政、批评时弊、关注民生，可以培养民众的审美品味、陶冶心性涵养，也可以起到交际、传承或延续文化的功能。诗歌是社会的缩影，回归社会，去感受、描写社会的疼痛、关怀一切可以关怀的对象是诗歌的社会使命。

对诗歌而言，社会担当出于自觉——文学意义上与现实意义上的责任，它没有定性含义，既可以从时代和文化的视野出发，也可以持个人的身份去坚守；它不是强加给诗歌的包袱，不必以政治、道德、伦理尺度为准绳。值得警醒的是，“诗歌有它自身的使命，重大社会问题出现时，诗歌固然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但同时还是应该保持自己的常态和基本品质”，诚如T.S.艾略特所言，对于诗歌，为社会发出声音和葆有诗性的基本品质二者缺一不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诗坛涌现出《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和《我爱这土地》（艾青）、《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和《赞美》（穆旦）、《我用残损的手掌》（戴望舒）、《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冯至）、《纤夫》（阿垅）、《滇缅公路》（杜运燮）等融合并践行了审美自律与社会使命感的诗篇。它们不仅记录了个体与时代的精神史，而且情绪饱满、深挚，高扬民族气节，忧患苦难的土地和人民，预言、期冀国家的未来，唤醒生命的尊严……。从这些富有历史见证性和审美震撼力的诗歌我们可以看到：社会担当取决于诗人的家国、民族意识、正义的情怀，对现实人生的思索以及历史使命感。没有对生活的投入，没有痛苦的丰富和感情的严峻，没有审美的自觉，没有溯源个体生命意识和群体价值的求索，即便是关注了社会重大主题，也不会写出触动灵魂的诗句，无法引起精神共鸣。反之，有了飞扬的想象和含蓄美、张力美，诗歌既能够处理日常生活的细节和宏大的历史事件，亦可穿越多重镜像，探触到生活的内核与盲区，察识美、生与死的纵深魅力和含义，播撒心灵的光芒，最终引领读者返源人类的初心。

心灵书写与返源

    诗歌通过对生活的表现与创造，给予我们的感染力、创造力、想象力等精神力量是任何物质无法提供的，它直指人的心灵。诗歌隐藏于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是心灵的表现，是窃取灵魂秘密的钥匙，是生命精微的呈现，是灵魂坦诚的剖白。历代好诗都具有抚慰、纯化、提升心灵的功能，所以我们常说，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诗歌的声音，这个民族的未来必然缺少希望，一个抱持诗性情怀的人，他的精神不会萎顿。

“每一位伟大的诗人都生活在两个世界之间。其中一个是真实的、有形的历史世界，这个世界对某些人来说是私人的，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公共的，而构成另一个世界的是密实的梦境、想象和幻像。”（亚当·扎加耶夫斯基）诗人仅拥有现实生活、肩负社会责任是不够的，还应该有终极的关怀，灵魂有所归属。从艺术本源来看，诗歌首先是个人化的精神感受，它不受时空的阻隔，浓缩了“我”与“你”、“他者”、世界的关系；诗歌是未来时间里最美的存在方式，是逍遥的自在，是灵性之光。那些震铄古今的诗作均浸润着心灵的雨露，蕴藏着丰富的心灵材料。

写作、阅读、朗诵诗歌的过程是心灵受外物感动、得以滋养的过程，缺失心灵的书写，不是好的诗作。在表达精神诉求、凸显主体思见等方面，好诗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豪斯曼（A.E.Houseman）曾在题为《诗的名称与实质》（1933年）的讲演中说：一首好诗能够从它沿着人们的脊椎造成的战栗去判定。好诗，它的文字背后一定有撼动心扉的精神生活、现实经验或历史记忆。饱含情感、见得到人性的光和影的诗歌必然会触动读者的心灵，让人刻骨铭心！从诸多世界经典诗篇中，我们会瞬息间读出心灵的悸动，感知到精神的压抑或敞亮、温暖或孤寂，好诗可以给予我们无穷的心力源泉。

诗歌源自广义的生活，担当着特殊的社会使命，是心灵酣畅的舞蹈，是肉体与精神的隐秘汇合体。这一切之所以成为可能，关键是它以语言艺术的形式，表达了人类永恒不变的爱、真诚、自由与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