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当代汉语诗歌精神

                      孙晓娅

    不同时代具有进入历史的不同方式，相较其它文体，诗歌是最为敏锐集中地反映时代与文化的文学样式。近来，写诗、读诗再度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诗歌创作的繁荣发展也好，诗歌变成文化领域的装饰品或媒体炒作的焦点也好，都需要我们自觉审视其在发展中被大众热潮遮蔽或潜隐的盲区和问题：自古以来，诗歌承担着多种文化功能、积淀着中华民族深沉的精神追求，泱泱诗歌大国以几千年的诗道精神为荣。置身全球化、当代汉语语境之中，诗歌传播媒介极大扩散，诗人应以何烛照诗心？读者以何点燃诗歌的能量？施教、传播者以何积极推广诗歌？评论者该把持怎样的批评尺度？就此，提出构建当代汉语诗歌精神尤显必要。

诗歌精神首先是诗人的精神世界，它与创作主体的品性、修养密切相关。“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礼记·乐记》），古人尊重诗歌，并强调诗艺的极致，一定要以创作主体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崇高的道德追求、美好的德性为基石。一部中国古代诗歌史，不仅是诗歌艺术发展史，还是诗人精神铸造成长史，中国诗歌批评史从未疏离对诗人思想境界与内涵情操的评价。诗品即人品，诗如其人：屈原崇高的社会、政治理想与高洁的人格；陶渊明崇尚自然与隐遁静谧的修为；李白豪迈不羁的人生追求、奔涌驰骋的想象力与卓然傲世的个性；王维圆融山水与禅悦澄明的境界；杜甫忧国忧民、普济天下的圣者胸怀；苏东坡思致高远的艺术修养与儒释道乐观通达的情志……。伟大的诗人是时代文化的先行者，他们的人格魅力与精神感召力在诗歌中得到充分释放、展现；高尚的人生价值观与诗歌境界可以激荡出动人的诗情，滋养诗歌乃至人类的文化品格。如此，才有了蕴藉醇美、骨气端翔、卓烁异采的佳作，可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

中国古代诗人主体精神与诗歌的对应关系足以为当代汉语诗歌提供借鉴。步入微信时代，信息庞杂纷呈，商业娱乐日渐放纵，消费主义理念依然至上，很多诗人渐离诗心轨道，隐匿了对诗歌精神和旷达志向的诉求。我们不妨以诗歌介入公共事件和日常生活；自觉于人类精神向度的挖掘；自觉于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追求；自觉于审美价值、社会价值的超越志向。总之，培育和充实诗人的主体精神，是构建当代汉语诗歌精神的第一要务。

    其次，诗歌精神是民族精神。几千年来，杰出的诗人立志于民族精神与文化理想、生活情趣、政治伦理的书写，从问道自由到深入现实两个维度唤醒读者的内在生命感悟，捍卫刚正不阿的独立意志、批判讽喻的现实精神、为国利民的肝胆赤诚，这些已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伴随近现代中华民族的苦难历程，诗歌屡被推上历史舞台。在新诗史上，诗歌精神少有人关注，较早强调诗歌精神的是鲁迅，他在《摩罗诗力说》中提炼出其心中诗人的形象——民族精神的代言者。诗人是民族的发声者，具有呼唤民族内在主体性的特出使命，鲁迅对民族诗歌的期待寄寓了文化启蒙者对诗歌精神的理解。他认为民主和科学均是诗，是发扬主体性的行为，他的杂文、散文亦是诗。鲁迅前瞻而富有问题意识的洞悉力深化了民族精神的含义。肩负启蒙与救亡的使命，从五四伊始，诗人们坚执地尊崇民族的精魂：高扬创造的、动的和力的反叛精神（郭沫若），秉具民主精神、民族道德感跋涉于中华复兴之路的赤子情怀（闻一多），在个体自救、民族自救中寻访生命价值的现代意志（戴望舒），在觉醒与抗争中塑造中国记忆、追求光明的信念（艾青）；或如现代派诗人通过审美获得生存困境的化解、主体精神的超脱，或如九叶派诗人通过在历史内部的挣扎获得精神的敞开，或如七月派诗人拥抱生活的主观战斗精神……。岁月如河，基于现代经验之上的民族精神，映射出个体担当历史的主体性行为。

 随着社会的变迁，群体的社会意识日渐转向个体的生命意识，诗歌角色发生变化，民族精神的建构在历史化过程中流变延展。20世纪80年代初，从牛汉、邵燕祥、雷抒雁等诗人对历史的书写；到朦胧诗人对意识形态的反思，对人道主义和人性复归的寄托；直至海子、骆一禾试图改写新诗的历史传统，恢复诗歌整体性的文化功能……他们的诗歌抱负丰富了当代诗歌的民族精神。90年代到新世纪初，个人化写作渗入了历史想象、当下经验、细微事物。诗人秉烛诗歌与时代对话：知识分子写作中的批判立场、介入向度负载了坚守的民族精神；口语写作、底层写作关涉了在场的民生关怀。新世纪以来，网络诗歌喧嚣沉浮，“祛魅”平庸的气息弥散，在短视的利益机制和大众文化中，如何恪守智慧厚朴的诗歌信仰，创作有气象、骨力的诗，抒发灵性、真诚的情思，高扬富有时代感、主体性的民族精神，远离浮躁空洞的诗风？为此，我们需要构筑烙印着时代特色的民族精神——独立自由的追寻梦想与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和现实关怀。我们笃信：中国当代文化的振兴与诗歌形态的多样化、诗歌创作的繁荣发展互为促进，同表峥嵘。

     再次，诗歌精神是探索融合、自我超越的世界精神和大爱无私的人类情怀。“民胞物与”是中华民族追求天人和谐、讲究天人之际融通的思想核心。中华民族把人类的文化创造都归结为对天地法象的观照，把在这种观照下生成的精神形态和物质形态称为文化，将文化诗意地抒发出来称为诗。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华民族的天人和谐观念已经演化为世界性的天人和谐，成为世界文化发展的共同取向。汉语诗歌愈来愈融入东西方文化沟通、文明交汇的环境之中。作为跨语际、跨文化交流最便捷直通的桥梁，诗歌类似于上古先民崇拜的一种圣树“建木”——沟通天地人神的桥梁，它贴近世界存在的本相、接近人类心性的原初状态。诗性没有国界，这是诗歌独具的质素，也是它在世界文化中发挥先驱者使命的缘由。

 立足世界诗歌版图之上，以开放的视野和魄力，审视并吸纳世界诗歌的精粹，扩展和阐扬当代汉语诗歌经验，这是自觉推进诗歌精神建设的历史趋向。以前，我们常说中国古代文学传统丧失了活力，就诗歌而言，其实真正丧失的是我们的创造力与求索精神。时下，中国古代与西方的思想文化资源远远超越以往任一时期的储备，西川、欧阳江河、王家新、吉狄马加、树才等一批当代优秀的诗人汲取古今中外诗歌的给养，已经跨入世界诗歌的轨道。可是，我们仍匮缺世界级卓越的大诗人，缺少富有震撼人心的经典诗作。

纵观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诗歌，莫不植根于博大包容的精神境界和人类亘古延绵的母题；莫不有纯净穿越的灵魂和辽远神秘的信仰，充盈的生命力和真挚的情感经验，丰沛的诗绪和深邃的批判精神；尤其不能缺少闪光的人性之美！诗人应有“为星球提供能源”（萨拉蒙）的初心，以及“站在地狱的屋顶上，凝望着花朵”（米沃什）的超越和展望精神。“灵魂如果没有确定的目标它就会丧失自己”（蒙田），对于每一位当代诗人，最大的挑战不是修辞技艺的辨识，而是自我突破——面对影响的多元与焦虑，发出个性的声音，处理好现代性、当下性和个体生命记事的关系，气韵卓然地回应世界诗潮的波涌，在世界艺术的熏染中完成对诗歌本体的提升！

诗歌精神在中华民族日新月异地发展中已经播下传承不息的生命火种，在多民族多元文化并存的精神文明建设中它必将起到积极的影响。如《周易》所言，人类文明总是“变易”与“不易”的统一。当今，诗歌正处于“变易”的时代，我们需要审慎地思考在渐变中如何寻出生长性的文化基因、发挥和增进传统诗歌中“不易”的优长？萃取世界诗歌的智慧元素，兼容中西诗艺的精彩。自《诗经》始，中国诗歌容纳了所有的瞬间、投射了迥然个体幽微的灵魂，诗歌的活力即一个时代的活力，诗歌的处境彰显人的处境。构建诗歌精神，旨在激活汉语诗歌创作的潜力，为诗歌、文化乃至灵魂的建设打开无限深远开阔的空间。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