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接到一论坛邀请，主题为“当代性 世界性 中国性：我们时代的诗歌写作和诗学建构”。在类似的标示中并列些关联密切的“大词”本是通行的套路，所圈定的话语场域也非常熟悉，不料此番入目，却隐隐然有某种陌生感；诧异之初以为是三年疫情阻隔了线下交流所致，再看，才发现更多是因为主角有变的缘故：长期以来但凡在关联到“世界性”“中国性”之类的场合时总是占据C位的“现代性”，这次被代之以“当代性”；可怪的是，失位者却也并未随之归于消失，它不但以隐身的方式继续在场，还暗中与新主角推推搡搡地较劲。

“当代性”自算不上什么新的理论角色，但以这样显豁的方式形成与“现代性”的对举，在我的经验中好像还是第一次。做了几次替换练习，反复感受着同一场域中与话语权有关的重心变化，我突然意识到，如此由“现代性”而“当代性”的往复变焦运动，或正可用来揭示百年新诗以“深刻的断裂”为发端，到如今大致完成“深刻的转换”，涵盖了几代诗人的命运，凝聚了无数心血的历史运程；而相比之下，“当代性”似不仅更有主场感，且更具质感和深度。以下是有关二者关系的一时随想。

1. 关于“现代性”人们已经倾注了足够多的热情，它也确实当得起这样的热情。对我来说，它不仅一直提供着新诗的合法性依据，还构成了当代诗歌复兴的核心“问题情境”。作为一个“寻找自己的字眼”（奥.帕斯语），它自我相关的旅程及其踪迹需要有一个可供观察和评估的结穴之处，这结穴之处即所谓“当代性”。然而，将之与“现代性”对举，却不止是再次强调其自我相关的性质；更重要的，是标示着相关话语场域中蓄势既久的重心转移。

2. “现代性”仿佛从来就是一个中性且自明的概念，然而它从来就不是。从根本上说，“现代性”是率先工业化、城市化了的西方世界在全球范围内急剧扩张的产物，是和资本大规模输出相伴随，并从中不断获取加速度的特定社会文化反响。对“原生”的西方世界来说，“现代性”意味着某种“自生自发的秩序”（哈耶克语）；而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所谓“后发”国族来说，则意味着在最初的“降维打击”下，传统社会文化深陷存亡危机时不得不领受的一份“来自西方的礼物”（印度哲学家南迪语）。它同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变革的活力，开放的视野和无形的规制。一个被给定的话语场，再“学术”也无法消除的历史隐痛。

3. “来自西方的礼物”？何其大气又何其虚伪，何其智慧又何其无奈的二度命名！或许，只有在同时糅合了自身文明和长期被殖民经验的印度，才会产生如此精妙的象喻吧？既在暗含讥刺中至少部分保留了事实的真相，又不着痕迹地排除了任何令人难堪的因素，如此在某种仪式场景中化冲突为交流，化屈辱为体面，使授受双方都深感满意和愉悦的发明，是否更多美学风采，更能体现“教养”的高度呢？

也许吧，但还是太外在，太被动，太文弱了。相比之下，中国诗人欧阳江河据此引发出的另一象喻就深刻有力得多，在他看来，作为“礼物”的“现代性”，不过是我们在因应强势的西方过程中“临时搭建的理论脚手架”。这一象喻突显的不是教养而是创造性的劳作和建设，其源头可以一直追溯到五四新诗（新文学、新文化也一样）发轫的初心或原型象喻，那是“凤凰涅槃”，是经得起断裂之火冶炼的勃勃雄心。

4. 同属二度命名，“现代性”在中国以“自焚—重生”为起点开始其旅程，使其命运显著区别于其他的“后发”国族，成为其中一个耀眼的特例。它内含了汤因比在表述文明间冲突时所概括的“挑战—应对”模式，又在“亡种灭族”的巨大危机压力下，将其立地转化为文明内部革命/保守的剧烈冲突和广泛博弈，具有持续激进的极端应激特征。由此决定了其历史踪迹在狂飙突进中的颠摆震荡，最严重的情况下甚至走向自己的反面。当然，其间种种艰难曲折，包括困顿和回旋，在更大的时间尺度下，亦可视为敞向未知的学习、探索和试错，目的在于叩问不同向度的边界，以致力其自性或新的主体性的不断自我生成。回顾新诗百年的历程，反思中国情境中的现代性问题，会有一种乘过山车式的晕眩感。这种晕眩感既来自急速切换的历史变化，也来自过于复杂且落差巨大，最终悲/喜剧混合不分的心情转换。五四以来的几代诗人都置身其各自不同的“问题情境”并试图做出各自的应对，其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惨痛的教训，但无论如何，都无法被后来者作为遗产简单地继承或抛弃。时至今日应能看得足够清楚：新诗的“现代性”从一开始就更多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不是一个如何接受和消化西方种种现代思潮影响的问题，而是一个诗歌写作如何据其创造的本性，在广阔的社会文化博弈及其造成的常变常新的历史语境中，包括其致命的悖谬中，不断“成为现代”并发现自身的问题。这也是我们谈论“当代性”的前提。

5. 胡戈. 弗里德里希在谈到欧美现代诗先驱和后来者之间的关系时说：“在他们和我们之间存在着共同之处，这些共同之处无法以影响来解释，即便在明显看到影响之处也不需要将其解释为影响。这是出于同一种结构，也即同一种构架的共同之处，这一结构在现代诗歌变幻莫测的表象中以引人注目的韧性一再出现。”多么开阔，多么宽厚，多么善解人意！问题是：所有这些也同样适用于我们吗？或者换一个问法：中文现代诗也和他们出于同一结构吗？

6. 由被动而主动，“二度命名”就不妨认作“内部生成”。立足这样的视角转换，原教旨意义上的“现代性”就被打进了括号，真正值得关注的，反倒是其多样性，是置身多样性中的生成主体从实践到理论，不同层面上无往而不复的“变形记”。这样说并无丝毫对前者不敬之意，也没有试图割断或取消二者之间的关联；如果说它确实有助于平衡“原生”和“后发”之间的价值差位，那也不是为了满足任何人的虚荣心，而仅仅是为了使奥.帕斯的一句话显得格外警醒。他说：“现代性，以批判为基础，自然分泌出对自身的批判。诗歌是这种批判最有力、最生动的表现之一。”

正如看不到“成为现代”就无从谈论“当代性”一样，不抓住“现代性”内蕴的自我批判精神，就无法深入“当代性”。在此上下文中，可以认为“当代性”即“现代性”的自我博弈或执行自我批判的产物。“当代性”既蕴含在对“现代性”的追寻之中，又经由对“现代性”的持续解构，在不断超越和反身包容中夺胎换骨，建构自身。

7. 对现代性的追寻伴随着“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它深刻改变了人们心目中的世界图像，尤其是时间图像，同时也深刻改变了人们感受、认知事物的思维和表达方式；带来了众多革命性的变化和生长，但也带来了众多冲突、迷乱，和令人尴尬的困境。所谓“后发”国族的诗人们在这方面感受尤甚。美国学者史蒂芬.欧文曾在谈论“何谓世界诗歌”时洋洋自得于“美国诗人得天独厚”；瑞典汉学家约尼尔曾把中国现代诗比作“一辆第二次发明的自行车”；类似言论中不言而喻的文化优越感乃至某种殖民式的傲慢，恰恰对称于我们在现代性问题上敏感于“原生”和“后发”的集体无意识，并和诸如东方/西方、传统/现代、落后/先进等一系列二元对立互为投影，构成了长期影响我们相关认知的迷障。我们不得不反复应答这横亘在前进道途上的斯芬克司。

8. “现代性”作为当代诗歌复兴的问题情境，其自我生成的意涵较之此前远为复杂。这种复杂性既对称于五四以来中国社会文化现代/前现代/反现代/后现代诸元素混合共生的结构性矛盾冲突及其加速度的演变，又对称于不断扩大的全球化语境中外来影响的时空错位，包括翻译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还对称于我们基于新的多元格局对新诗历程，包括其与古典传统关系的反思。所有这些作为当代诗歌的图像和声音之源，其在彼此投射、龃龉或呼应中形成的叠映和交响，本身就具有“异质混成”的性质。以“复合的现代性”来指称这一现象尽管足够高明，却也更像某种权宜之计：面对持续繁荣的当代写作及其汹涌的能量，作为一个被给定的话语场域，“现代性”概念在逐步扩容的同时，其活力似也正趋于流失，变得越来越不够用，越来越穷于应付，越来越要求增加“当代性”在同一场域中的权重。这样的重心转移其实一直在发生且不断加速，这是否表明，随着由此导致的内部张力变化，“现代性”也会如胡适当年所慨叹的那样，陷入“关不住了”的窘境呢？

9. “在寻求现代性的漫长旅程中，我曾多次迷失，又多次迷途知返。我回到原地，发现现代性不在外部，而在我们内部。它是今天，也是最古老的古代；它是明天，也是世界之初。它生活了千年，但又是刚刚诞生”——这仅仅是奥.帕斯个人的“夫子自道”吗？不，它还标示着诗人窥破“现代性”秘密后普遍的觉醒时刻。这样的时刻也正是“当代性”开始急速生长的时刻，它以持续汲取和彼此融合的方式实现“现代性”的自我批判和自我超越。

10. 对诗人来说，“原地”远不止是某一人文地理坐标；更重要的，是与他的个体灵魂和肉身致命关联的“亲在”之地，他心怀神秘缔约的应许之地。说“回到原地”，就是说回到诗寻求创造的本性，回到母语诗歌和每一个诗人所面临的特定“问题情境”，回到构成这一情境的种种矛盾冲突，并在内外博弈和自我生成中坚持发出诗无可替代的声音。那是回荡在变革和信守之间、意识形态喧嚣和大众媒介闹腾之上的“另一个声音”，是激情与幻觉的声音，是打通记忆和遗忘，使曾经、正在和即将到来的，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世界结为一体的声音，是既属于古代又属于当下即刻，无所谓日期和地点的声音，是必定胀破一切“现代性”的既成约束，并因而更富“当代性”的声音。毕竟，“现代性”再宏大，也是一个历史概念，而诗的“当代性”之树常青。

11. “回到原地”令我们更多倾心“当代性”。然而，正如没有什么固定的“现代性”灯塔在前方照耀着我们一样，也没有什么现成的“当代性”等着我们去揭示。它同样是一个“寻找自己的字眼”，而不是当代的分泌物或题材的附加值。它可以理所当然，却无法不言而喻。以“噬心的时代主题”（已故陈超语）为导向而深入当代表明了诗人的责任和担当，但要使“当代性”具有诗学意义上的说服力，仍要依靠文本的原创性来加以保证。所有被我们写下的都可能蕴含着“当代性”元素，但更有可能是被它就地或沿途抖落的那部分。

12. 根据从观念、修辞、风格等不同方面的观察和分析，可以大致勾勒出近四十年的诗歌发展重心由注重“现代性”向注重“当代性”转移的踪迹曲线，在我看来值得特别指出的节点包括：a，1980年代初的“寻根热”和“现代史诗热”；b，同一时期部分“第三代”诗人致力的对日常生活领域的发现和拓展；c，1990年代据以“个体诗学”和“个人诗歌谱系”并以其为表征的“个人写作”；d，新世纪最初十年对“重写的可能性”和“日常生活史诗”的实践；e，同一时期所谓“底层写作”的兴起；f，长诗的持续繁盛且佳作叠出，等等。

13. 我已经说过“当代性”并非一个新的理论角色，自也不曾指望它会是什么灵丹妙药。中文诗歌经由寻求“现代性”所开辟的道路就在那里，它最初的勃勃雄心、它所曾取得的成就和教训、它正在和即将面临的问题也都在那里；将“当代性”与“现代性”对举，强调二者之间在同一话语场域中的重心转换，无非是要进一步激发其在向更广阔的未知敞开的同时,更多关注主体自身的活力。对举就是对话，而对话正是活力的源头之一。所有这些都指向创造性生成，它既是诗人头顶的星空，也是他内心的道德律。它不倦地以自我批判的方式启示我们紧紧抓住并全力拓展那些鲜活的原发经验和动机，那些瞬间呈现的真实和正义。而永远的当代性自在其中。

※本文系唐晓渡6月25日在中国政协文史馆召开的《中华文明与中国诗歌的现代化表达》座谈会的发言。唐晓渡，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